如有一次，李手下人盜竊準軍糧台賬簿送給左，左本可發難，但礙於情麵，故匿而不發，並說：“我怎麼會肯以此中傷同類。”但是李對左決非心服口眼，他在給曾國荃信中就曾挖苦道：“左帥以聖賢良雄，不可一世，還喜歡陵轢同儕之輩，其他部將聽說也難為其下。”
李自居為曾國荃的最好朋友，口口聲聲對曾國荃說：“當代賢豪投契之深，無如麾下。”他用最華美的詞藻為這位師叔歌功，動輒“將軍神勇天授”、“偉哉！萬世之奇勳！古之盛業！”曾國荃拜讀這位賢侄——李比他僅小一歲——的軍書自然心花怒放。更有甚之，李鴻章遜函寄曾國荃，稱其“來函懸腕頓筆之勢宛若遊龍，想見羽扇給巾之雍容風度，以鴻章之俗浮躁之態，對此能不汗顏乎！”把曾國荃比作三國周郎，湊巧曾此時正在古建業（南京）之地作戰，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當然，僅有虛情假意是不夠的，還得授之以實利。因此，李鴻章對曾國荃部所需的一切都不遺餘力地去操辦，而該部的洋槍洋炮幾乎全部由李采辦運輸。盡管李決非慷慨大方、一味舍己為人者，但他決不暴露真意。他曾對曾國荃保證說：“不敢越境取利”，並說到辦到，嚴格約束部下，不得將官兵派往常州以西。
李鴻章與曾國藩的關係最為敏感，李鴻章的堅忍使之張弛合度，從中大得稗益，這無疑有助於自己的崛起，而時已五旬的曾國藩，在精力、智力方麵，似乎都遠遜於李鴻章。
當年曾國藩所講“堅韌”是由諸多事物之後所悟出的，李鴻章則恰能學習曾之長處。我們知道，李在上海養成的堅忍之性，對清廷各種政治力量聯合平定太平天國的“中興大業”有很大神益。當時左宗棠在浙江、鮑超在皖南、曾國荃在南京城下，使得太平軍不易集中力量攻打上海，客觀上也為李鴻章的崛起出了大力。李對此也坦誠布公地說：“鴻章以孤軍支撐海隅一麵，須等友、鮑兩軍漸漸逼近，聲氣相通，才可以放膽。”他稱此為“釜底抽薪，計無邊此”。誠然，策應是相互的，曾國荃進抵雨花台，李鴻章在上海日子就好過得多，而李打贏回江口之戰後，對曾國荃軍亦解困不少。因此，曾國藩不得不承認：“皖、浙、金陵諸軍皆得李少荃氣力。”
“堅忍”是兩個奧妙的字，“堅”可理解為銳於進，“忍”可理解為持之以恒、能屈能伸、不計屈辱。體現在李鴻章身上，堅忍可達到拚命的程度。“拚命做官”是曾國藩送給李的雅謔，後此論不脛而走，天下人無不以為維妙維肖。清史館為李立傳，也用“自壯至老，未嚐一日言退”概括他隻想升、隻想進的拚勁。李少年時言誌，也說：“我願得到玻璃大廳七間，都敞開明窗，讓我在裏麵辦公。”但他拚命了卻此願後，卻不以此為足，又拚命去追逐新的目標。曾國荃就十分羨慕李的這股拚勁，羨慕李“具辦事之誠，有任事之量”，說李易於取得成功。李身上的“忍”字是與屈辱連在一塊的，盡管李外表並不諂媚，倒是器宇軒昂，一派雍容華貴的風度。他除了屈於封建皇朝，還屈於列強，如果中國國力強，他或許真的會扮演中國的俾斯麥。但中國太弱，他和他的上海勢力無力回天，他帶頭搞的洋務運動也不能使中國強大。因此，李的忍要忍到願演小醜的地步。
同治元年（1862）李談他的洋務外交時說：“與外人雜處，每到十分饒舌時，用痞子放賴手段，他們也沒有什麼辦法。”這套法寶李四十年如一日地搬用。甲午慘敗，他的洋務軍事大業毀於一旦，億萬國人恨不得寢其皮、食其肉。按說他不憂憤而死，也該憂憤而疾了，但他卻照樣赴日乞和。在馬關，他遭到了日本浪人的槍擊，腦袋上鮮血淋漓，但即使如此，他仍嬉皮笑臉、死乞白賴地乞求日方談判代表伊藤博文等削減賠款數目。這種九折臂三折胝的忍性非常人所具，難怪在一些傳記中他被寫成冷血動物。他到光緒二十八年（1902）還說：“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隻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係皖中土語，即油腔滑調之意。忍到這種可悲可惜的程度，隻能用“畸形”二字來形容。
不過，李的這種堅忍不屈的勁頭比之暮氣沉沉的舊式官僚，畢竟能給人以振奮向上的感覺。而李身先士卒的英雄氣概更使目擊者印象深刻。虹橋之戰時，李躍馬滬郊，以“不做生還之想”激勵部下。交戰之初，部將張遇春敗績回竄，李穩坐在椅子上不動聲色，隻輕聲叫左右提刀去取張遇春的腦袋，張趕緊回過頭去反衝鋒，結果反敗為勝。同年十月，李在遠郊四江口與太平軍慕王譚紹光展開決戰。清晨五點，李親率三路縱隊進入陣地，騎馬馳騁於程學啟、郭鬆林、劉銘傳三將與其他部將之間，調度督催。他甚至還大聲叫罵，幾乎把大小官兵罵了個遍，但部將都知道挨李的罵有好處，挨罵重者有官升。所以，李的罵聲越是高亢，將士情緒越是激昂。李還衝到太平軍陣前喊道：“我就是李大妖頭，快來交戰！”這一仗直打到天昏地暗，終於獲勝。
這一鮮明形象特征足高於上海勢力前期的領袖人物們，薛煥、吳煦等對其讚佩無比。這個三十九歲的中年人無疑給官場帶來了一股生氣，而他的某些豪邁舉止也的確令人矚目。比如，李愛“帶印孤行”：把大印掛在身上，隻帶三兩個衛兵，揚鞭躍馬四處奔波，遇水便棄馬就舟，實地了解下情，就地辦公。因此，幕府每天將緊急文件整理一包，由專騎遞交，須沿途追尋四五處方能找到他。後來李任北洋大臣時，也曾輕騎簡從去大沽、北塘視察。他還不時微服出訪，聽到洋兵厲害，他就打扮成叫化子模樣去觀摩洋兵作戰。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曾對副將馮日坤的劣跡進行密查，並得到確鑿證據後，將其逮捕，並繩之於法。此事不僅使馮日坤的黨羽懾服，也得到了盼望上海出現強有力治理秩序的官紳的交口稱讚。
李向以“不要錢，不怕死”、“臥薪嚐膽自矢”標榜自己，無疑給糜爛成風的上海注入了清新氣息。曾國藩審閱李送去的文稿，大呼“精細”。李對吳煦報給他的賬目逐筆核算，字字推敲，連老上海吳煦都對他頭疼。在給淮軍購洋槍洋炮時，李鴻章算盤一撥，算出上海洋商哄抬價格，如從香港采購加上運費也比上海便宜，便立即決定到香港去辦貨。對買到的槍炮，又命專業人員仔細檢驗，不合格不付錢。李寫奏章時也不像曾國藩由幕客代勞，而是自己起草，叫幕客指陳得失，然後把後者提供的灼見變成自己的增補內容。李曾闡述：“鄙人論事，惟求實求是，聽者不察或以為過激”，也就是說他以實用為標準，而帶洋味的實用無疑是過激的嚐試，守舊者不易接受。李任事持大體，不為小廉曲謹所拘的務實風格，與李當出頭鳥、創大事業的冒險勁頭似不統一。他的師弟吳汝綸說此公不退讓，不畏避，遇事勇為，令人驚歎。有關國家存亡的重大責任他都擔當不辭、，坦然赴之。清史館給他立傳時，說他“事之成敗，不易常度”。
曾國藩事事講求堅挺式的堅忍，然而也有感到束手無措的時候，而歎“難得糊塗”。這大概是他對國人的儒家文化滲染得太深的緣故。同治三年（1864）春，他與戶部發生矛盾，堅忍之餘，上奏說：
戶部奏陳曾國藩軍營各省每月協餉約計數十萬兩，不知戶部以何處奏奮之據？殊不知各省協餉長期欠解或少解，以致我部十萬餘官兵火餉累累，幾至無以自存，而戶部卻奏臣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廣攬利權。如臣雖至愚，豈不知古來竊利權者，每遘奇禍？外畏清議，內顧身家，終夜悚惶，且憂且懼。臣所居職位，當六人之任，曾經兩次奏請簡派大臣來南會辦，未蒙恩準。今兵弱餉絀，顛覆將及，而發、撚巨股，大舉東犯。我識見愚陋，殊乏善策，請飭將皖北西路責成喬鬆年，東路責成吳棠、富明阿，共籌防剿。
如此清濁不分，是非不辨，他已堅忍到了極點，同時他也用推卸防區的辦法來壓戶部，至此，清政府就隻有慰勉曾國藩之一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