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忍”之忌 6
善藏身，才能出狠招
太鋒芒者，總不易與人相處也；若在“圓”字上下功夫，則是利人利己之道也。
有許多人就是因為鋒芒太露，則被對手抓住了把柄，從而走向失敗。因此，一定要記住露己揚才的時機。
曾國藩最大的成功不在於外表的霸氣，而在於心霸。
你說這個世界沒有險惡，那是過於純真的表現。曾國藩在這個問題上看得很透，可以說．曾國藩最大的成功不在於外表的霸氣，而在於心霸。
鋒芒與圓通是做人的兩大學問。它們就像一對矛和盾的關係，一守一攻。曾國藩一向注意自己的言行，他認為“鋒芒則露殺氣，圓通則顯和氣”。隻有在失去主動之時學會保全自己的要害部位，才能在趨對手疏忽之時，轉守為攻，敲定勝局。
在經曆了較長一段時期的自省自悟以後，曾國藩在自我修身方麵更加成熟，處世更加圓融、通達。
曾國藩常用“厚藏匿銳，身體則如鼎之鎮”這句話教育僚屬及家人，這句話可以作為座右銘來遵守。“藏”是什麼？藏心是為了把鋒芒掩飾下去，不讓別人察覺。即本來強，卻裝弱，本來大，卻裝小，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出擊，讓別人防不勝防。曾國藩曰：“藏，匿也，蓄也；鋒，尖也，銳也。藏鋒乃書家語，言筆鋒藏而不露也。吾謂言多招禍，行多有辱。是故，傲者人之殃，慕者退邪兵。為君藏鋒，可以及遠；為臣藏鋒，也以至大。訥於言，慎於行。乃吉凶安危之關，成敗存亡之鍵也。”
(1)雙刃劍，技在刺挑
屈是為了伸，藏心本是蓄誌。不屈難以伸展，不藏心誌從何來？曾國藩的“藏心”表現在他與君與僚屬的共同處事上，這種藏鋒來自於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來自一種儒道文化的綜合。
一般談曾國藩的思想往往隻談他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響，作為一個對中國傳統文化全麵研究過的人，曾國藩對道家文化也情有所鍾，尤其是在他晚年。他終生都喜讀《老子》，對受道家文化影響很深的蘇軾欽佩不已。在政治上、為人上，曾國藩是一個儒家；在軍事上、在養生上，曾國藩又是一個道家。
正因為他學養深厚，才能做到“凡規劃天下事，久無不驗”。他能總攬全局，抓住要害，表現出高超的戰略水平，以致“天子亦屢詔公規劃全勢”（李鴻章語）。正因為他學養深厚，才能慧眼識英才，看得準識得透，大凡他所舉薦的人，“皆能不負所知”，李鴻章對此格外佩服，稱他“知人之鑒，並世無倫”。正因為他學養深厚，才能使他以文人身份站在行伍之間，在全軍覆沒之時，穩住軍心，東山再起。
人單有誌不行，還要修煉自己，蓄勢而發。此間最重要的是戒傲氣、少言實幹，曾國藩這樣認為。他在寫給九弟的信中說：自古以來講凶德致敗的道理大約有兩條，一是長傲，二是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囂訟，就是多言。曆代公卿，敗家喪命，也多是因為這兩條。我一生非常固執，很高傲，雖不多言，但筆下卻近乎囂訟。安靜下來自我反省，我所以處處不順，其根源也是這兩條。溫弟性情極與我相似，而說話更為尖刻。凡是傲氣淩人，不一定是用言語表現，也有以神氣淩人的，也有以麵色淩人的。溫弟神氣有英發之姿，而麵色時有蠻狠之象，最容易盛氣淩人。心中不能有事，有事必然表現出來，從門第來說，我的聲望大減，恐怕要使子弟受連累，從才識來說，近來軍國鍛煉出來的人才很多，弟等也沒什麼過人之處，這些都不可依仗。隻應該抑製自已，講忠信，講禮義，這樣可以彌補過失，整頓風氣。否則大家都討厭、鄙視你，沅弟處世躬謹，很是穩妥。溫弟卻是談笑譏諷，既要強充老手，就不免帶有舊習氣，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聽說在縣城時，經常隨意嘲諷，應迅速改正。我在軍中多年，怎麼會沒有一點可取呢？就是因為“傲”字，百無一成。所以我諄諄教導各位兄弟引以為戒。
曾國藩藏鋒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1864）天京攻破，紅旗報捷，他讓官文列於捷疏之首，即有謙讓之意，尤其是裁撤湘軍，留存準軍，意義極為明顯。不裁湘軍，恐權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準軍，手中不操鋒刃，則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鴻章按淮軍不動，從自己處打開。
曾國藩到達天京以後，七月初四日“定議裁撤湘勇”，在七月初七的奏折中，向清朝廷表示：“臣統軍太多，即裁撤三四萬人，以節靡費。”從當時的材料來看，曾國藩裁撤湘軍的表麵原因是湘軍已成“強弩之末，銳氣全銷”，而時人卻認為全是借口則為避鋒芒。時人王定安就說過：“曾國藩謙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軍暮氣不可複用，主用準軍。以後倚淮軍以平撚。然國藩之言，以避權勢，保今名。其後左宗棠、劉錦棠平定關外盜寇，威西域，席寶田征苗定黔中，王德榜與法朗西（法蘭西）戰越南，皆用湘軍，暮氣之說，庸足為定論乎？吾故曰，國藩之暮氣，謙也。”
當時曾國藩所統湘軍約計十二萬餘人，但左係湘軍進入浙江以後，已成獨立狀態，早在攻陷天京以前，江忠義、席保田兩軍一萬人已調整至江西，歸沈葆楨統轄，鮑超、周寬世兩軍二萬餘人赴援江西以後，隨即也成為沈葆楨的麾下人馬，剩下的便隻有曾國荃統率的五萬人，而這些人也正是清政府最為擔心的。於是曾國藩從這五萬人開始進行裁撤。
曾國藩留張詩日等一萬餘人防守江寧，十五萬人由劉連捷、朱洪章、朱南桂率領，至皖南、皖作為巡防軍隊。裁撤了助攻天京的蕭衍慶部（李續宜舊部）近萬人和韋俊的二千五百餘人。但實際上，曾國荃的嫡係部隊基本被保留下來。同治四年正月（1865年2月），又裁撤防軍十六營八千人，但隻有張濤日一營願隨曾國藩北上，其餘都不願北上，於是曾國藩又裁撤了其餘的七千五百人。之後，又陸續裁了劉連捷、朱洪章、朱南桂三軍。此時，曾國藩能夠調動的部隊隻剩下張詩日一營和劉鬆山老湘營六千人。
在裁撤湘軍的同時，他還奏請曾國荃因病開缺，回籍調養。此時，曾國荃在攻陷天京的所作所為，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同時，清政府對他也最為擔心，唯恐他登高一呼，從者雲集，所以既想讓他早離軍營而又不讓赴浙江巡撫任。無奈，曾國藩隻好以其病情嚴重，時浙江巡撫缺，回鄉調理。很快清政府便批準了曾國藩所奏，並賞給曾國荃人參六兩，以示慰藉。而曾國荃卻大惑不解，憤憤不平溢於言表，甚而在眾人麵前大放厥詞以發泄其不平，致使曾國藩十分難堪。曾國藩回憶說：
三年秋，吾進此城行署之日，荃弟甫解浙撫行，不平見於辭色。時會者盈庭，吾直無地置麵目。所以，曾國藩隻好勸慰他，以開其心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