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根譚》中指出：“人生減省一分，但超脫一分。”在人生旅程中，如果什麼事都減省一些，便能超越塵事的羈絆。一旦超脫塵世，精神會更空靈。簡言之，即一個人不要太貪心。有人說：“比如，減少交際應酬，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糾紛；減少口舌，可以少受責難；減少判斷，可以減輕心理負擔；減少智慧，可以保全本真；不去減省而一味增加的人，可謂作繭自縛。”
所以，人千萬不要為欲望所驅使。心靈一旦為欲望所侵蝕，就無法超脫紅塵，反為欲望所吞滅。隻有降低欲望，在現實中追求人生的目的，才會活得快樂。
人大都渴望和追求榮譽、地位、麵子，為擁有它而自豪、幸福；人不情願受辱，為反抗屈辱甚至可以生命為代價。所以，現實世界便出現了各種各樣爭取榮譽的人，形形色色的反抗屈辱的勇者和鬥士；也有為爭寵、爭榮不惜出賣靈魂、喪失人格的勢利小人。當然，也有人把榮譽看得很淡，甘做所謂的清閑人、散淡者。
任何人的一生總會有不遇的時期，無論從事什麼工作，都會有和預期相反的結果。長此以往，任何人都不免產生悲觀情緒。然而，人生並不僅有這種不遇的時候。當雲散日出時，前途自然光明無量。所以，凡事必須耐心地等待時機的來臨，不必驚慌失措。相反，在境遇順利的時候，無論做什麼事都會成功；可是總有一天，不遇的時刻會悄然來臨，因此，即使在春風得意之時也不要得意忘形，應該謹慎小心地活著，身處順境要藏鋒，身處逆境也要藏鋒，這才是聰明人應采取的生活態度。
(3)“藏”化為“安”
可以這樣認為，“藏鋒”是曾國藩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
梁啟超先生說曾國藩“有超群軼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曾國藩自己也說“自以秉質愚柔，舍困勉二字，別無他處”，又說：“吾平生短於才，愛者或以德器相許，實則雖曾任艱巨，自問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詭橘鑿其愚，尚可告後昆耳。”
司馬溫公曰：“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餘謂德與才不可偏重。分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即其款物溉田之用；智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揮棟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立之，則近於小人。……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現人之術，皆以此為衡可矣。
由上可見曾國藩並不漠視才與德的相對作用。何以他反自稱無才呢？這不過是他的一種謙詞。因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濫橫流，近乎小人了。這完全都是勉人為學的意思。他在家信中對子弟的賢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話。何以又這樣重視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種矛盾思想，其實不然，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所謂“天定勝人，人定勝天”，“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不是一樣的道理嗎？倘不明乎此，則讀曾國藩的書籍，直如隔靴搔癢，處處都覺得矛盾了。譬如他自稱愚柔，而致九弟書雲：“古來豪傑，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弟能奪數萬人之剛氣而久不銷損，此是過人之處，更宜從此加功！”
這一切並不能否定他無大才。可是他的祖父告訴他說：“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滿把損，謙受益，爾若不做，更好全了。”可見曾國藩隻是在不做上下工夫，頗有大智若愚之意。
此乃何等獨道，高超之所見！苔芙眾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隻曉得一個“我”，則一切相害相悻矣。倘能覺悟到此種境界，自然可以除去自私自滿之見，往大道上邁進。否則坐井觀天，畫地自限，沒有偉大的人生觀，焉能有偉大的學術事業？所以覺悟是做人的始基，也是做人的歸宿，由於天才而來，也由於學問而得。
不但才與學相濟的道理是如此，即如屈伸行藏也是一樣的。曾國藩在初入北京會試的時候，就抱有澄清天下之誌。如乙未歲暮阿感詩道：
去年此際賦長江，豪氣思屠大海鯨。
湖上三更邀月鐵，天邊萬嶺挾舟行。
竟將雲夢吞如芥，來信君山鏟不平！
偏是東皇來去易，又吹草綠滿蓬瀛。
為藏為否兩蹉跎，搔首乾坤踏踏歌。
萬事拚同驕拇視，浮生無奈繭絲多！
頻年遺跡隨波譎，大半光陰被墨磨。
匣裏龍泉吟不住，問予何日斫蚊鼉？
在詩裏可以看出他的誌氣來，以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就有氣吞雲夢，鏟平君山，何日斫蚊屠鯨的豪情，這不是他後來事業的一種預言嗎？
解鈴還須係鈴人，曾國藩的才智到底如何，可以從其著述中探出究竟。
曾國藩說：凡民有血氣之性，則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貴而覬富，惡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終身幽默，黯然退藏。彼豈異性？誠幾乎其大，而知眾人所爭者之不足深較也。自秦漢以來，迫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有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為才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技與當日之廝徑賤卒，汙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無以異也。而其間又有功業文學獵浮名者，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泰然自處於高明。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廝徑賤卒，汙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
曾國藩這是看到了更為可貴的東西，是不屑輕易就鋒芒盡露的。
曾國藩又說：
《物雄傳》雲：“君子得以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龍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謙，即屈也。也詩畏高之見傷，必言池以自屈，龍蛇之道也。
誠中形外，根心生色，古來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潤，無不達於麵貌。會氣象未稍進，豈老歌有未淡邪？機心有未消邪？當據省於寸衷，而取驗於顏麵。”
這顯然是時機未到，在行所謂龍蛇之道，雖然很難看破，他還是覺得自己藏得不夠深，準備再進一步，讓人一點征兆也感覺不到。
屈是為了伸，藏鋒本是蓄誌。不屈難以伸展，不藏鋒誌從何來？曾國藩的“藏鋒”表現在他與君與僚屬的共同處事上，這種藏鋒來自於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體認，來自一種儒道文化的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