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忍”之忌 7
功成七分在己，三分在人
做事隻要盡其力即可，不必究竟有何果也。若此，功成在天意。
隻想做，而不去做，永遠不會有收獲的。隻要做，而不管做大做小，總會有收獲的。
一個勤於做事的人，最先關注的是自己如何做和做了什麼。一個人不努力做，顯然就沒有收獲，但是機遇問題也很重要。曾國藩的成功經驗是：自己的努力是第一位的，假如不能如意，也許是機遇不到。一個勤於做事的人，最先關注的自己如何做和做了什麼。
不僅應知曉大廈非一木所能支撐，大業需靠眾人之智而成，同時要在實際中積極結交有識之士，懂得“未發跡善交人”的道理。如果一個人一生不能有幾個得力的助手，就不會走向成功，至少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曾公門下食客、幕僚極多，他能與其廣泛接觸，並拿為所用。曾公說：“朋友之賢否，決己一生之成否。”
一個人如果在一生中能結交幾位摯友，不僅可以相互慰藉。而且朋友之間可以互相砥礪，共赴患難，成為事業的基石。朋友之間，無論誌趣上，還是品德上、事業上，總是互相影響的。
曾國藩的處世經可以說是廣交朋友的處世經。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都是在朋友的砥礪和影響下取得的。因此，他深知選擇朋友的重要性，無論什麼時候，都十分注意朋友，特別是那些德才兼備之友。
(1)人生第一要義是擇友
二十四歲以前曾國藩足跡從未踏出過湖南，到過的地方隻有長沙、衡陽等地。他也像所有讀書人一樣，把科舉考試看作改變自己命運的唯一途徑。在湖南家鄉，除郭嵩秦、劉蓉等外，也沒有結識幾個對他以後人生有特別重要影響的人。曾國藩在1843年2月17日從北京寫給弟弟的一封信中說：
四弟上次來信，說想找個書館外出教書。我的意思是教書館廢功誤事，比在家中私塾還要厲害。與其出去教館，不如待在家塾中。如果說一出家塾，就會有明師益友，而我們那裏的所謂明師益友，我都知道，並且已在深夜認真計算了一下。隻有汪覺庵老師和歐陽滄溟生，是我認為確實可以作為明師的。同學又都是平庸、卑微、胸無大誌的人，又最喜歡取笑人，家鄉沒有朋友，實在是第一等的恨事。不但沒有好處，且很有壞處。習俗感化人，所說鮑魚共處，也變得和它一樣了。我曾和九弟說過，說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因為有害的朋友太多的緣故。現在以四弟你的意願，一定要跟從覺庵老師學習，那麼千萬聽我囑咐，隻獲取明師的益處，別受惡友危害！？
又說：
我少時天分不算低，後來整日與平庸鄙俗的人相處，根本學不到什麼東西，心竅被堵塞太久了。等到乙未年到京後，才開始有誌於學習詩、古文和書法。
從這裏可以看出曾國藩對於當時的友人，感到很不滿。最相信有作為的老師，隻有江覺庵和歐陽滄溟生罷了。他所說的衡陽的風俗，和輕浮淺薄相近，雖然有些近似武斷，但也是確有所見才這樣說的。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國藩由此感到交友不可不慎。
1843年二月15日，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
在曾國藩看來慎友的原因是“相友可知人”，“習俗染人”。他曾這樣說，看到你的朋友，就可知道你的為人，朋友的好壞，是可以互相影響的。一個人在世上若有幾個好朋友，相互幫助和交流，生活和事業就可能有好的局麵，相反，若交了壞朋友，受到壞的習氣的影響，生活和事業就可能出現壞的局麵。所以人才總是一批一批的出現，在某一個時代人才輩出，在某一地區人才輩出。這並不是因為這個時代比另一個時代的人更傑出，這個地區的人比另一個地區的人更優秀，而是因為這個時代或這個地區的人團聚在一起，相互激發，相互砥礪，才出現了一個令人欽佩的群星燦爛的好局麵。
所以，要了解一個人，不一定非得觀察這個人，隻要看看他所結交的朋友就可以了。這就是“相友而知人”。古時候楚國就有一個這樣的人。他給人看相十分靈驗，名聲大得連楚莊王也知道了，把他傳召到了宮中。莊王問他，“你是怎給人看相的？怎樣又預知他人以後的吉凶呢？”他回答說：“我不會給人看相，不過是從他所交的朋友來判斷他的未來。一般老百姓所交的朋友，如果是孝敬父母，尊兄愛弟，不違法紀，那麼他就會一天一天興旺起來，所以可以判定他日後必有福。這就是所說的好人。一般當官的，如果他所交的朋友講信用，重德行，那麼他就會幫助君王做出很多有益於國家的好事來，所以可以判定他可以升官。這就是所說的好官。君主聖明，大臣賢能。如果君王有失誤，大臣們會當著您的麵直言勸諫。那麼國家就會一天天興盛起來，君主也一定受人尊敬。這樣的君王才是好君王。我不會給人看相，隻不過能夠觀察他所交的朋友的情況。”
《史記》說：‘不知其人，視其友。”實在是經驗之談。雖然你是好人，若是交了壞朋友，也不得不時常防備別人也把你當成壞人，於是影響了自己事業，或是無辜壞了自己名聲。
對交友對於人一生賢良與否的深刻認識，使曾國藩更加自覺地去接近那些品學兼優的朋友。他在寫給家裏的書信中，曾介紹過當時所結交的部分朋友：
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唐鏡海先生、倭仁前輩，以及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數人；窮經學理者，則有吳子序、邵惠西；講習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誌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佘、龐作人，此四君者，皆聞餘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要結有誌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京師為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反以匡己之不逮，睇大舉辦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
從曾國藩的話中，不難看出他談起良師益友之時是多麼興奮！讓我們介紹幾位曾國藩的同鄉好友，這些人在曾國藩的事業中起著很大的作用。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宇舉人。在北京，經由郭嵩燾的引見，與曾國藩相識。交談過後，江忠源告辭，曾國藩對郭嵩燾說：“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當時承平日久，眾人都十分驚疑。劉蓉稱讚江忠源，“交友有信，與士卒同甘苦，臨陣常居人先，死生患難，實可仗倚”。在與曾國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膽有識，被引為益友。曾國藩稱讚他“儒文俠武”。日後江忠源果真成為湘軍的主要幹將。
羅澤南，字仲嶽，號羅山，與曾國藩是同縣人。他家境十分貧寒，卻能“溺苦於學，夜無油住燈，則把卷讀月下，倦即露宿達旦”。他的道德學問，時人稱他為有數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學，標榜自己為寧儒。年輕時，他連遭不幸，喪母、喪兄嫂相伴而來，繼而長子、次子、三子連喪，其妻連哭三子之喪，雙目失明。羅澤南並未因如此沉痛的打擊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學不能拔俗而人聖；不憂無術以資生，而憂無術以濟天下”。因此，曾國藩十分敬重他。常在書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稱他為家鄉的顏淵。後以儒生的身份帶兵征戰，立勳名於天下。（顏淵，即顏回，孔子的學生，家境貧寒，一生沒有做官，住在簡陋的小巷裏，用竹筒吃飯，用瓜瓢喝水，卻自得其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