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忍”之忌 8(1 / 3)

第五章 “忍”之忌 8

你外表比我強,我內心更倔強

真正的聰明的人總是把聰明藏在暗處的。

人與人之間有許多較量,從而有強弱之分。曾國落不在公開場合和別人爭強,而是把別人的強處記在心頭,自己在內心裏慢慢地提醒自己,把自己變成一個內心倔強的人。這種人是大智若愚,把聰明藏在暗處。因此.真正聰明的人總是把聰明藏在暗處的。

人活於世,勢在爭氣,即所謂“人爭一口氣”。有許多人皆因缺乏誌氣,而一事無成。“倔強之心”、“抗逆之氣”乃男兒真本色,曾國藩讓他的弟子們反複領悟“堅挺其誌”的道理。他說:“以誌帥人,必成大事。”

曾國藩雖是一介文弱書生,身材精瘦,一對三角眼,看起來也不十分精神。但他性格倔強,意誌堅強,正如他自己所說“吾兄弟皆秉承母體甚多”。曾的母親江氏,性格倔強,不像她的丈夫曾竹亭,竹亭公在其父星風公的聲色俱厲之下,往往“起敬起孝,屏氣扶牆,躊躇徐進,愉色如初”,性格是相當懦弱的。對於長輩,曾國藩最佩服的是星岡公和自己的母親。兩位長輩剛強的性格、堅強的意誌給他以很大影響。在曾獲高官之後仍然認為自己實不如祖父。他說:“國藩與國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見吾祖者,鹹謂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指星岡公)遠甚。”他甚至為祖父深深委屈,認為:“王考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

曾國藩曾經豪邁地說過:“故男兒自立,必有倔強之氣。”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1)霸氣,霸心,缺一不可

鹹豐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51年5月26日),曾國藩在連上四篇奏折,備受皇上嘉許之後,又上一書,這是一篇那個時代的錚錚直言,擲地有聲的好文章。文章在對鹹豐帝歌功頌德一番之後,十分尖銳地指出了鹹豐帝可能出現的自矜才智、拒諫飾非的卑劣心態,以及朝廷可能麵臨的嚴峻政治形勢。在“伴君如伴虎”的時代,上這捋虎須的奏折。實在是耿直得可以,堅強的可以。這篇奏折被以“求言”裝飾門麵的鹹豐帝披覽後,龍顏震怒,“摔其折於地”,並且“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幸有曾氏的恩師季芝昌等人求情。季說:“此臣門生,素愚戇,惟皇上寬而宥之。”鹹豐帝才稍稍息怒。

在軍事上,與太平天國作戰的初期,屢戰屢敗、多次瀕臨絕境,用曾氏自己的話語是“屢敗屢戰”,他以其堅強的意誌、頑強的作風,走過了一個又一個的險灘,頑強地纏住對手不放,最後竟取得了徹底的勝利。蔡鍔說,曾國藩“出身詞林,於兵事一端,素未夢見,而其所供之役,所畢之功,比之古今名將,毫不遜色”,做到了“武功燦爛,澤被海內”,毛澤東在早年也佩服曾,說:“餘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之役而完美無缺。使今人易其位,其能如此乎?‘’曾氏以一書生帶兵,取得輝煌的成就,其剛強的性格、堅強的意誌,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們耐心體味一下曾國藩的“倔強”味道:

曾國藩無時無處不在強調這內經中的明強大法,同治二年(1863)七月一日,在給他弟弟曾國荃的信中寫道:

強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給你的信也講明強二字斷不可少。但是強字必須從明字做出,然後始終不屈不撓。如果對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蠻橫,等到別人用正確的道理進行駁斥,並用事情的實際後果來驗證,這時再俯首服輸,前倨後恭,這就是京師講的瞎鬧。我也並不是不要強,隻是因為見聞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輕於要強。再者,我們正處在鼎盛的時候,屬員在外,氣焰囂張,言語放肆,往往今人難以接近。我們如果一味強勁,不稍稍收斂抑製,那麼屬員仆從就會不鬧出大禍不止。

明強就是敢爭,當一種判斷確定後,曾國藩從不遷就他人的意見,有主見,敢鬥爭。他出山不久向清廷伸手要權的事,就頗能代表他的明強品格。

大約從鹹豐二年(1852)十二月出辦團練至鹹豐七年(1857)二月棄軍奔喪,這是曾國藩曆史上最為困難的時期,他事事草創,不斷碰壁,客軍虛懸,無權無位,兵微將寡,屢遭挫敗,既無太多的事可做,也無太多的錢養士。而對當時一般知識分子來說,充任曾國藩幕僚,雖有風險承擔,卻無看得見的實際利益可言。所以,所設辦事機構較少,辦事人員也不多。這一時期的軍政辦事機構主要有秘書處、營務處、審案局、發審局(所)、情報采編所。糧的籌辦機構主要有行營糧台、嶽州轉運局、漢口轉運局、長沙後路糧台、南昌糧台和衡州勸捐總局、樟樹鎮勸捐總局、樟樹鎮切鹽總局及其所屬分支機構。這一時期的幕僚多為至親好友、親朋子弟、降革人員和年輕有為的血性書生,如郭嵩燾、劉蓉。李元度、李瀚章、李沛蒼、程醒生等。

鹹豐七年(1857)二月四日,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病死在湖南湘鄉原籍。二月十一日,曾國藩在江西瑞州軍營得到父親的死耗後,哀毀悲痛之情無以自抑,“仆地欲絕”。十六日上《報丁憂折》,不待清政府準假,就與曾國華從瑞州回籍奔喪。

按例軍營大員父母喪亡,應該先行奏請開缺守製,得到朝廷批準後,才能回籍奔喪。曾國藩這次卻不是這樣,他上奏的時間是二月十六日,脫離軍營奔喪回籍是二月二十一日,顯而易見,他奔喪回籍並沒有得到朝廷的批準,這種情況是少見的。但清政府念他犬馬之勞,二月二十七日給曾國藩賞假三月,在籍治喪,發給治喪費四百兩,以示恩寵,並命他於假滿後仍回江西軍營。然而,曾國藩要的是兵權,是部隊,而不是虛榮。他在《謝恩折》中發牢騷說:“數載從戎,過多功寡……自愧調度之無方,茲又遽遭大故。自職離營,方憂懼之交深,欲陳情而悚息。”奏折中的“欲陳情而悚息”,在示意清政府,他暫時不準備回江西軍營,其中有難言之隱。因而在奏折中要求開缺守製。但清政府仍然不準,一再敦促他重返江西前線督辦軍務,這便使他有些飄飄然、昏昏然起來,以為他與鹹豐帝抬價、講價的時機來到了。於是六月六日,曾國藩又上《曆陳辦事艱難仍懇終製折》,在這個奏折中,他和盤托出了他為什麼不願重回江西軍營、要求開缺在籍守製的理由。奏折的要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