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開的演說中，他闡明他到英國來擔任這個職務，並不是為了什麼榮譽，也沒有什麼別的企圖，所需要者，隻想有一個戶外競技罷了。一場演說之下，竟說服了千萬鐵路公司職員。
電話機的發明者貝爾，有一次出門去籌款，他到一個大資本家斯貝特先生的家裏，希望他能夠對於他正在進行的新發明投一點資本。但他知道斯貝特是一位脾氣古怪的人，而且向來對於電氣事業不感興趣。他開頭時並不對他說明能獲得多少利益，也不向他解釋科學理論，據貝爾的傳記上記載，過程是這樣的：他彈著鋼琴，忽然停止了，向斯貝特說，你可知道，如果我把這腳板踩下去，要這鋼琴發一個聲音，這鋼琴便也會重複發出這個音來。這事你看有趣嗎？斯貝特當然摸不著頭腦，更不知其中的含義，於是便放下手中正在閱讀的書本，好奇地詢問貝爾，然後貝爾詳細地對他解釋了和音和複音等電話機的原理。這場談話的結果，使斯貝特很情願地負擔了一部分貝爾的實驗經費。
我們不是常常看見有許多奇妙的技藝終究歸於失敗，其所得不過是看客們聳一聳肩膀或揚一揚眉毛而已嗎？這是沒有能夠真正運用這個秘訣的緣故。而貝爾卻能以新穎混合於平常熟悉的事物之中，很自然地運用了這一策略。斯貝特的鋼琴，就是幫助他完成妙計的惟一功臣。消除了他們不同意見和個性，使他們從此走上密切合作之途。
現在我們也許能這樣下結論：新穎的東西，必須要與我們的經驗接近，才能夠引起我們強烈的注意，才能夠引起我們的好奇心。因此，凡是有才幹的店員、報紙的編輯、成功的演說家，這些人所貢獻於我們的，都運用了這秘訣，才達到他們的目的。
大科學家富蘭克林，在參加一個地區的議會選舉時，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原來有一個新的議員，對他發表了一篇很長的反對演說，在那演說的詞意裏，竟把富蘭克林批評得一文不值。遇到了這樣一位出於不義的敵人，是多麼棘手的事呀！那該怎麼辦才好呢？
富蘭克林告訴我們：“我對於這位新議員的反對，當然不高興，可是，他是一位知名度高且有學問的紳士。當然，我絕不對他表示一種卑陋的阿諛，以取得他的同情與好感，我隻在隔日之後，運用了一個適當的方法。我記得曾經有人講起過，他藏書室裏有幾部很名貴且珍稀的書，我就寫了一封簡短的信給他，說明我想看看這些書，希望他慨然答應，借我幾天。他立刻就把書送來了，大約過了一個星期，我就將那些書送去還他，另外附上一封信，很熱烈地表達了我的謝意。他以前是不和我談話的，可是，當我們下一次在議院裏遇見的時候，他居然跑上前來，和我握手談話了，而且非常客氣，還對我說，在一切事情上都要幫我，於是我們逐漸成為知己，有了美好的友誼。”
富蘭克林的這一故事，粗看起來似乎很平常，但你仔細一想，這在富蘭克林的成功上，是十分關鍵的因素。我們也該用類似的策略，去對付那些出於不義的敵人！
當我們想起自己曾經給予別人小小的恩惠，而被別人很感激地接受了的時候，我們豈不是感覺到很愉快嗎？反過來說，我們不是常常看到，有些受別人恩惠太多的人，有時候不是反而想避而不見麵嗎？這就是因為我們幫助別人的時候，我們的自尊心引發起來了，而在我們受別人幫助的時候，我們的自尊心反而感覺到痛楚。許多領袖人物，都曾看到了這一點，在幫助別人的時候，應當以不求報答來安慰別人，這樣才可以安慰那些人們的自尊心，但同時，卻也正是給那人一種強烈的刺激。
應該知道，有才幹的人，他們都是故意讓別人對他們施以種種小惠，以之作為解決許多困難問題的對策。
舉一個例子來說，美國有一個著名的廣告家斯坦頓，忽然覺得一位老朋友漸漸地對他冷淡起來，且快要與之絕交了。因為這位朋友是工程師，於是他就去請教他審查一幅新建水管裝置的計劃圖，並且希望他給出一些意見。那工程師接受了那份計劃圖，出乎斯坦頓所料，他勤奮地工作著，並且立刻提出了許多切實的意見，並很快把那些圖樣送還了他。於是，兩人的老交情，從這天起又恢複如初了。
美洲的太平洋鐵路建築師史密斯少年的時候，也有過類似的軼事。
當初他們的職業是販賣皮貨，不得不和一個仇恨的獵戶做朋友。他利用了一個機會，去那個獵戶家裏借宿了一夜，沒想到一夜下來兩人的仇恨完全消釋了，而且成了知己。人的個性固然各異，然而這種策略，是人類感情普遍需要的。它差不多對於一切常態的人都能夠適用並且取得成功。
無論是對上級還是對部屬，對於不認識的人還是親戚朋友，對於滿意我們的人還是不滿意我們的人，你們都應當留心那些人的性格。惟一的不同點在哪裏，他們的個人嗜好和習慣是什麼？但不論他們的性情怎樣，嗜好與習慣怎樣，可以這樣說，他們最高興給我們的，就是我們個人特殊感情作用之下的小惠。所以，當我們請求別人給我們一些他所高興給予的那些小惠的時候，我們就得到了他們的好處，使他很愉快地對我們有所注意了。
貼心提示：
使仇者擁護你的方法很多，但是，不要忘記這裏有一條鐵的定律：那就是請你預先注意別人所要提出來的反對意見，把他們的反對意見，看作是與你的計劃同等的重要。
通過“姿態”深度說服
說服的過程，是思想、觀點的交鋒，也是雙方溝通的重要方麵。而在這溝通的過程中，發生著一係列的感情因素的變化，並且通過各種方式表現出來，人的姿態，就是其中之一。
這裏采用“姿態” 一詞，是就廣泛的意義而言的。它不僅指身體的移動，而且任何表情、情緒都包括在內。如緊張有臉紅、臉部肌肉收縮、局促不安、恍惚、大笑或沉默地瞪著眼等現象。這些都是非文字溝通的方式。一位名叫費德曼的心理醫生曾經分析過50多種不同姿勢和非文字溝通的表情，包括身體的移動、臉部表情、姿態和各種慣用語等。
假如你遇見一位漂亮的女郎，身材優美，五官秀麗，穿著低胸的衣服。她會希望你“瞧”著她，給予某種方式的讚賞。假如沒有，她會覺得自尊受到了傷害。但假如你“看”著她，死死地盯著她，並顯示出你特別注意她低胸的穿著，你就是窺探她，侵犯到了她，她會覺得有些畏縮，並且認為你不是個紳士。
訓練有素者總是耳聰目明，用眼睛和你說話，那是一種詭計。像耶穌會的箴言說的那樣，聰明的人總是有一顆深沉的心和深具洞察力的容貌。
如果觀察正確的話，任何行動、姿勢和小動作都會告訴你對方一些事情。假如你希望別人認為你是個權威人物，即你就要坐在桌子的前端。假如是團體談判的話，就想辦法和對方坐在同一邊，故意站在對方那一邊。對於己方提出的意見，要有反對的意思。
要處理這種問題隻有用直覺。男人很佩服女人的直覺，然而拿女人的直覺與男人的洞察力比較，就顯得很平常。女人注意細節，而且事情能看得很準確。任何一位女人在她養育嬰兒的頭兩年裏，都必須靠非語言的方式和嬰兒溝通。因此女人更能發展她的直覺。假如我們具備了了解他們姿勢的技巧，加上有洞察細節的敏銳眼光，還有女人與生俱來的直覺，即我們每個人都是良好的判斷者，就可以在任何時候說服對方。
但是，在判斷非文字溝通時，我們應該避免武斷。這裏有一個例子可作為說明。
有一組陪審團參加刑事審判，要審判時，有位女陪審員站起來說：“對不起，我要走了。”問她為何，她說一看見那個被告，就知道他是罪犯。隨即法官請她坐下來保持肅靜。結果這個被她直覺地認為是犯人的卻是地方法院的檢查官。
文化的差異不僅影響著我們對姿勢的解釋和表現，同時也影響著我們思考的影響，更影響著我們對社會結構的態度。我們對很多現象的說法都不一樣。在英語體係裏，說時鍾是“跑的”，但在西班牙語裏卻說時鍾是“走的”。還有在西班牙不說趕不上車，而說車子拋棄他。據美國經濟學家查思的說法，早期美國移民與印地安人發生衝突的一個原因就雙方對於財產定義不同。對印地安人來說，任何人都不應對可捕魚、可狩獵的土地有獨占權。同時，印地安人認為他們賣土地、交換刀子或珍珠，隻不過是轉移狩獵權而已。很自然，當白人獨占了土地所有權後，印地安人會感到憤怒和困惑不解。但是，從白人角度而言，卻認為印地安人欺詐、說謊，因為他們不履行合約移交土地，這便是兩種文化所造成的溝通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