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年，臨近國慶的時候，在大隊部裏，我聽見公社書記老曹在電話裏破口大罵：老蔡，是老蔡麼？蔡國寅，你王八蛋，支書還想不想幹了？老姑父說：怎麼了大書記，你不能罵人哪？我……老曹在電話裏說：快國慶節了，你狗日的不知道？你那個梁五方又日白出去了！趕緊給我弄回來！老姑父說：人在哪兒呢？老曹說：縣收容所。趕緊派人，給我捆回來。我告訴你，看緊了，可別讓他到北京去了。
這一年的九月二十八日，是老姑父帶著兩個民兵親自把他從遣送站裏接回來的。回來後，就把他關大隊部裏，由民兵分三班看守……梁五方這次回來，口音有了很大的變化。當民兵們逗他說：五，又去哪兒日白了？他竟操著普通話說：北京。
爾後，不等人們問他，他就說：你們這些毛孩子，見過啥？我告訴你，知道中南海門朝哪兒麼？上過天壇麼？去過故宮麼？遊過什刹海麼？知道人民大會堂有幾根柱子？天安門有多高？吃過北京的冰棒、喝過北京的酸奶麼？
一群民兵圍著他，說：說說。說說。
五方說：有煙麼？給點根煙。
於是，民兵們趕忙給他敬煙。他看了，說：八分的？不吸。
這時，老姑父走過來，喝道：五方，縣裏都掛上號了，還不老實？
五方說：老實，我老實。當支書的，給弄支“彩蝶”。
在時光中，一個稱呼，就是一個人生命狀態。
當一個人的生存狀態發生變化時，對他的稱呼也隨之而發生變化。
梁五方在建“龍麒麟”的時候，曾經有過很好的口碑。可後來人們對他的稱呼變了。他在全鄉、全縣似乎都有了些名聲，是壞名聲。當人們說到他的時候，已不再提他的名字了，隻說那個“流竄犯”或潁橋的那個“流竄犯”，又進京了。
在一級級的政府大院裏，人們一提到他就搖頭……那時候，梁五方這個名字，隻出現在一級級政府的公文裏。這時候的梁五方，成了一個“上訴人”。僅一個“上訴人”梁五方，就給郵局增添了多少麻煩啊！
聽老姑父講，一年又一年，他的申訴材料從不同的郵局、用不同的紙張寄到北京去，爾後又經一級級政府簽收蓋章後批轉回來。有的批著：調查處理。有的批的是：嚴加管製。有的寫兩個字：查辦。有的是寫一“？”，再劃一圓圈。有的僅僅是加蓋一公章，不作任何解釋。爾後貼上郵票又重新寄回來……這些材料經過千裏之行，經過一個個辦公桌，一個個郵遞員的手，最後都一一經公社簽收，在公社秘書的辦公室裏靠牆堆放著。老姑父去公社開會時，公社許秘書曾指著他身後的那麵牆說：老蔡，你看看，一麵牆，都是那個“流竄犯”的材料。老姑父還在廁所裏見過幾頁，那也許是許秘書一時找不到手紙，匆忙間撕了兩頁，擦屁股用。
甚至於在無梁村，也沒人再提梁五方的名字了，人們幾乎是把他給淡忘了。一年又一年，偶爾說到他的時候，人們的口吻是一再省略的。原來還叫他五方，或是用較親近的口氣叫他：方。現如今人們一提到他，隻取中間一個字：五。人們會用淡淡的、略含貶意的、有幾分滑稽的兒化音說：五兒，又竄出去了。
你知道麼，那捆人的繩子也不僅僅是繩子。那時候，在人們心裏，這就是“作奸犯科”的標誌，或者說是生活中的“另類”，是讓人鄙視的“壞分子”。當一個人一次又一次被人用繩子捆著押回來時，人們看他的眼光也就變了。
再後來，當他一走過小橋，人們就說：五兒回來了。
一九七五年，梁五方他娘去世時，他仍在上訪的路上……家裏人等了他三天，實在等不及就葬了。早些時候，五方他娘也曾苦苦地勸過他，說：兒呀，認了吧？胳膊扭不過大腿，咱認了吧？可他不聽勸。現在，他娘死了，他也沒能見上一麵。
可是，突然有一天，村裏人在他娘的墳前發現了一包荷葉包著的肉煎包，還有燃過的三支煙的煙蒂兒，這時人們才知道，他回來過。偷偷的。
後來，隨著形勢的不斷變化，當人們再把他送回來的時候，就不再捆了，隻是幾個人押著他，把他送回村裏。可他仍舊象捆著似的，顯得很滑稽：他走路兩隻胳膊緊貼著身子，頭往前探，動作僵硬，身子佝僂，脖子梗著，往前一竄一竄地走，就象根本沒有手一樣……在小橋上，村裏人一看見他就笑了。
他也笑。嘴咧著，那笑竟有些貧。
人們說：五兒，回來了。
他嘰嘰眼，說：回來了。
人們說：還去麼？
他回頭看看，蠻不在乎地說：去。去。
人們說：五兒，吃上北京烤鴨了？
他說：眼吃。眼吃。
那時候，老姑父和他，常常蹲在大隊部門口談心。老姑父遞上煙、遞上水，苦口婆心地說：五，你是爺，你是祖宗，咱別再去了吧？你說，那北京能是咱去的地方麼？去一趟讓人捆一回，你臉上好看？再說了，這人世間，誰還不受點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