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客觀性謬誤的典型例子。在我們的生活中，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我國一有句俗語說：“天下烏鴉一般黑。”已約定俗成地不知傳了多少年。實際上，目前人們已經發現了白烏鴉，換句話說，“天下烏鴉”其實是並不“一般黑”的。
至於主觀性的謬誤，則有這樣一個例子：英國有位名叫波義耳的人，他在遺囑中提出：誰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證明上帝的存在，就以50英鎊的年俸作為酬勞。牧師本特雷波被選為第一個宣講的人，他在講道中運用了牛頓的《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一書。於是，他向牛頓提出了一些問題：太陽係最初是怎樣運動的？行星又是怎樣從靜止到運動的？牛頓回信給他說，按照萬有引力定律：“地球和太陽之間存在著引力，但是，如果僅僅存在著引力，地球就會被吸引到太陽那裏去了，而不會按照目前的軌道運行。所以，還必須有一個大小適當並使之沿著切線方向運轉的橫向推力，隻有這個推力和引力的相互作用，才能使地球圍繞太陽作圓周運動。”那麼，牛頓的這個切線力是怎麼來的呢？牛頓這樣說：“沒有神力之助，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力量竟能促成這種橫向運動。”不僅地球，“各行星的繞日轉動不可能由重力得來，而且需要有神力來推動。”
牛頓在自己無法解釋自然現象的時候，就轉向上帝尋求“動力”，就屬於主觀謬誤。在生活中，像這類例子不勝枚舉。如以宗教信仰為例，無神論者往往宣揚有神論者是一派胡言的詭辯。但是，在有神論者中，除了一批反對無神論是詭辯最堅定者外，還存在著這樣一個數量極為龐大的，雖不一定會用“無神論”來進攻“神論”，但卻也同樣是至誠至信的信奉者群。準確地說，從無神論的角度來看，這些人的觀點至多隻能算是謬誤，而不宜輕易斥之詭辯。
我們仔細將上述二例與邏輯學意義方麵的詭辯進行對照分析，就不難看出二者之間的異同點：
從語言形式上看，謬誤與詭辯一樣，往往也具有“以偏概全”、“前提虛假”等一係例特點，如斷言“天下烏鴉一般黑”，從方法論而言，屬於那種“以偏概全”(否定了白烏鴉的存在)；又如波義耳原要求證實上帝的存在，而牛頓的答複則是：“有神力推動各行星繞日轉動”，就是以“有特證實的結論”，並以作為立論的前提。“神力”推動就是“虛假前提”……因為上述例證中可以看出來，謬誤往往也具有詭辯的一般特點，因而，謬誤非常容易被我們把它與詭辯混為一談。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可以引出一結論：具有“以偏概全”等特點的論辯小一定是詭辯。
謬誤和詭辯，在主觀上認識與客觀實際發生偏差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兩相比較，詭辯常常是有意識的、故意進行的辯論，而謬誤則是無意識的發生的。就是說，詭辯者是出自某種主觀目的而故意詭辯，其實他心裏也往往並不認為所說的是正確的。從這一點看來，詭辯者常常是“心口不一”的。而謬誤，則是誤將錯誤當作真理而發生的。換句話說，他心裏就是這樣想的，口裏也是這樣說的。從這一些看來，謬誤表現出“心口如一”的特點(這一點和堅持真理者是一樣的，兩者隻是在所堅持的內容上有所差別而已；堅持弄虛作假者是“口是心是”——心口如一，但堅持的是真理；而持謬誤者是“口非心非”——心口如一，但堅持的是錯誤)，如蘇軾對王安石《詠菊》詩的批評，是他確實認為王安石的詩寫錯了，而並不是因為他出於某種需要，存心要歪曲王安石的意思。
謬誤和詭辯還有一點差異：一般來說，詭辯者即使在理屈辭窮的情況下，也往往寧可三緘其口，也不會認錯的；而謬誤者則往往在真理麵前承認和修正錯誤。不難想象，蘇軾麵對“滿庭金黃”的事實，決不會再認為王安石的詩是錯誤的了。而身為自然科學巨匠的牛頓，如果能有幸使用當今最先進的科學儀器，再加上他的三大定律，就不會再堅持相信上帝的存在了。
在謬誤和詭辯之間，還有一點本質區別，即詭辯是一種論辯和邏輯方法，隻要人們之間有語言和思想的交流，它就有可能隨時被利用采納。而謬誤，則無論是客觀性還是主觀性的，都是人類在認識、征服世界過程中不斷摒棄的東西。
由於人們認識世界的過程是一個逐步發展、逐步前進和逐步提高的過程，而其中謬誤總是難免的。因此，在研究詭辯時，把混雜於其間的謬誤“分離”出來，單獨認識它，對我們更為準確地認識和把握詭辯，是很有用處的。
對詭辯和雄辯的一點思考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法學家先驅鄧析曾說過：“民之……學訟者不可勝數。”然而他“操兩可之說，設無穿之辭”，對後世的辯才們很有影響。曾經有這樣一件事，鄭國有一個富人過河時被淹死了，有人將屍體打撈上來後，妥善保存，死者家屬知道以後，連忙趕來贖屍。撈屍者聽說死者是富人，因而索要高價。死者家屬無可奈何，便前去請教鄧析。鄧析勸告死者說：“不用擔心，也用不著降價，反正別人的屍體是無法湊付的。”——這一事例曾被若幹論述辯論技巧的專著論文收入，用來論證詭辯。
鄧析上麵所講的話，是不是屬於“詭辯”的範圍呢？粗略看來，鄧析的妙論具有強烈的相對主義色彩，屬於較典型的“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很容易被人們認為是詭辯。但是，當我們仔細推敲推敲，就會發現他的結論很難歸人經常以“結論模糊”的特點之一的詭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