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很清楚，相對性原理是辯證法原理之一，辯證法的首要前提是客觀性，相對之中有絕對，而詭辯則是從主觀想象的需求這個角度來誇張事物的相對性，模糊事物的客觀性，從而使其變成了相對主義。
但是，理論上的明晰和我們現實生活中“的一目了然”相同。就理論方麵來說，以究竟是相對性還是相對主義來區分詭辯與雄辯，其實也是很困難的，因為辯證法包含了相對主義的範疇。列寧曾經說過：“辯證法，正如黑格爾早已說明的那樣，包含著相對主義、否定、懷疑論的因素，可是它並不歸結為相對主義。”這樣，我們應當怎樣才能明確區別相對性和相對主義呢？我們不妨舉例剖析如下：
在《論語，先進》中記載了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這樣一段對話：“子路問孔子：聽人告訴了應該做的事，我應當馬上去做嗎？”
孔子答：“還有父親和兄長呢？怎麼能不請教他們就自做主張呢？”
冉有問孔子：“聽人告訴了應該做的事，我應當馬上去做嗎？”
孔子答：“是的，應當馬上就做。”
公西華在旁邊聽了，覺得不能理解，就問孔子這是為何。孔子答道：“子路好顯能逞強，處事往往不慎重，我勸他凡事應當慎重；冉有平素優柔寡斷，遇事畏縮不前，所以我勸他凡事應當果斷一些。”
在《莊子·山木》中記載了莊子與他的學生的一段對話：一天，莊子帶領學生來到一片森林中，看見有人正在砍樹。他們發現山中有一棵樹高大茂盛卻無人砍伐。就問伐木人。伐木人答道：“別看這棵樹枝葉茂盛，但是它卻成不了才。”
於是莊子對學生說：“你們看，那些樹由於成了材，都被砍伐了，這棵樹由於不成材，反而能活得長久，終其天年，你們要牢記住這件事情啊！”
後來，莊子他們又到一位朋友家做客，主人宰鵝款待他們。主人交待兒子說：“宰那隻不會叫的，不會叫的沒有用處，留他何用。”莊子這時又對他的學生說：“你們看，那些會叫的鵝，由於有用處而保留，這隻鵝因不會叫而被宰了，你們要記住啊。”
於是有學生問：“大樹因成才而砍，肥鵝因成才而得保存，這是為什麼呢？”
莊子答：“做人啊，不要成材，也不要不成材，要處二者之間。”
仔細分析上述例子，不難看出孔子和莊子在對話中都表現出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對”觀。在這點上，他們是共同的，但其區別在最後的結論中。孔子的觀點是因人施教，是辯證思想，是雄辯；而莊子的思想則使人聽了越發糊塗，莊子的思想詭辯。
到這裏，我們已不難看出，在許多專著和論文中，僅僅將是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作為鑒定詭辯的標準，是不夠準確的。因為它同時也是辯證法的特點之一。鑒定的標準同時還應該在最後的定論中，同為運用“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分析論證，其最後結論是非常明確的，這些則應屬於相對性原理，而其最後是“無是無非”或“不知何為是非”的模糊論，則是落人相對主義了。
我們現在再返回來看看鄧析的那段妙論就不難看出，它恰好表明鄧析準確地把握了事物本質所具有的複雜屬性：在現實生活中，對同一事物取不同的態度來看，就可以得到不同的結論。並且，在這些不同的結論中，各有各的道理，並非是隻有一個必然正確，而其它都不正確。
我們可以運用黑格爾《哲學史演講錄》中的一段論述來探索鄧析的思維特點。黑格爾說：“對於任何事物都可以找得到理由和反麵的理由，智者們教人去證明人所意欲的一切，不管對別人有利的或對自己有利的。這一點也曾被看作智者們的罪過，其實這並不是智者們的特點，而是反思推理的特點……律師們也必須去尋找一種理由，來為他所辯護的人作依據，哪怕這個理由是與他們願意采取的正好相反的，這種意識並不是缺點，而是屬於智者們的高級文化的一部分。”那麼，鄧析的妙論，究竟是信口開河的胡扯，還是應屬於“反思推理”，屬於像黑格爾所講的“高級文化”的一部分呢？
我們可以做這樣一個假設，就是並不隻是一家找了鄧析一人，而是一家求助鄧析，另一家則找到了另外一個張析。當鄧析與張析各持上述觀點在“法庭”上為各自所代表利益的一方展開辯論時，那麼你分析一下，究竟是哪一方在詭辯呢？還是雙方都在無理取鬧呢？隻怕我們不得不承認，雙方都有各自的道理。
但是，鄧析以一個大腦的思維功能完成了兩個不同角度的相互對立的思維，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反思推理”、“高級文化”的特點。
無論中國、外國、古代、現代，將雄辯當成詭辯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並且有的甚至釀成了悲劇。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蘇格拉底用自己創造的“精神接生術”傳播辯證思想，被奴隸主民主派以傳播異教，毒害青年等罪名逮捕，結果飲鴆死亡。後來黑格爾這樣來為蘇格拉底“平反”：“蘇格拉底在人民看來，似乎沒有犯罪，因為人民的精神現在一般地是由普遍回到自身的意識。這是雅典民族的解體，它的精神因而不久將從世界上消失；但是這樣一來，從它的灰燼中便升起了一個更高的精神。因為世界精神已經上升到一個更高的意識了。”蘇格拉底悲劇的原因正是將雄辯當作了詭辯，這是多麼令人震驚和發人深思的教訓啊！
現在，當我們給那些在曆史上的雄辯高手們“正名”的時候，大概也應當告誡一下自己，不能犯這種錯誤了，不能再將雄辯當成詭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