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我被雨滴重砸在屋頂上的沉悶聲音和響個不停的鬧鈴聲吵醒。在不必工作的假日現在尚早，我忽然意識到昨晚過後便已進入十一月。冬天不遠了，又一年悄然消逝。我打開百葉窗，望著外麵的天色。玫瑰瓣瓣凋落，河水高漲，在黑黝黝的岩石四周湧動。
我對馬裏諾感到抱歉。昨晚我很沒耐性，甚至沒招待他喝杯啤酒就讓他回去了，但我又不想和他談論他無法理解的事情。對他來說問題很簡單。我離了婚，本頓·韋斯利的妻子則棄他而去，投入其他男人的懷抱。我們原本就有一段戀情，所以幹脆結婚算了。我也曾朝這方向努力。去年冬天，我和韋斯利一起滑雪、潛水，一起購物、下廚、同進同出，甚至在我院子裏種花，但我們實在無法融洽相處。
事實上，我不喜歡他待在我的屋子裏，與我不喜歡馬裏諾坐我的椅子是同樣的道理。每當韋斯利移動某樣家具或把餐盤和銀器放錯碗櫥或抽屜，我總是暗自生氣，而這點讓我自己都感到驚訝和困惑。他尚未離婚時我就從不認為我們的交往是正確的，可那時我們有許多樂趣，尤其是床笫之歡。我無法體會到某些愛侶間應有的感覺，並害怕這種挫敗暴露出自己都不忍麵對的某項特質。
我開車到辦公室，一路上暴雨如注，毫不留情地敲打著車頂，擋風玻璃上的雨刷使勁擺動。剛到七點，車輛稀少。迷蒙水霧中，裏士滿市中心的天際線漸漸浮現。我想起那張照片，腦海中浮現出電腦屏幕由上往下展開的畫麵，不禁渾身哆嗦，手臂頓時汗毛倒豎。我感到莫名的不安，因為忽然意識到發送照片的也許是我認識的某人。
我在第七街出口轉彎，繞過休柯坡商店街。碎石路麵濕漉漉的，路邊時髦的餐廳此時仍一片昏暗。我行經空蕩蕩的停車場，轉進位於四層灰泥建築後方的停車位。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醒目地立著“首席法醫”標誌牌的車位上竟停著一輛電視新聞轉播車。那些記者知道，隻要有足夠的耐心，總會找到我。
我就近停下，揮手示意他們把車移開。這時轉播車的車門開了，一個穿雨衣的攝影師跳了出來，擋在我前麵，另一名記者拿著麥克風跟在後麵。我把車窗搖下幾英寸。
“讓開，”我沒好氣也說，“你們占了我的車位。”
他們毫不在意，此時又有一人舉著鎂光燈下了車。我呆坐在車裏，氣得渾身僵硬。記者擋住我的車門，將麥克風從車窗縫隙塞了進來。
“斯卡佩塔醫生，你是否認為連環凶殺案的凶手再度出手了呢？”她高聲問，攝像機亮起，燈光灼灼。
“把車子挪走。”我直直瞪著她和攝像機，語氣冰冷強硬。
“你們又發現了一具殘骸，是嗎？”她又把麥克風湊近些，雨水順著她的兜帽流下。
“我最後一次要求你們把轉播車開走。”我的口氣像個即將宣判蔑視法庭罪行的法官，“你們侵犯了我的權益。”
攝影師把鏡頭拉近，從各種角度取景，刺眼的燈光閃個不停。
“它是否也被肢解，就像其他……”
她在我搖滿車窗的瞬間抽走了麥克風。我搖著變速杆開始倒車，一群人倉皇退讓，閃避我三百六十度的大轉彎。輪胎一陣打滑，我在轉播車後麵停車，將它夾在我的奔馳和大樓之間。
“等一下！”
“喂！你不能這樣！”
下車時我看見他們臉色發青。我沒有打傘，直接跑進大門，然後上鎖。
“喂！”抗議聲在持續，“我們的車出不來了！”
大樓入口處停著那輛栗棕色的特大型公務車，車身上凝結的水珠滴落在水泥地上。我打開另一道門踏進走廊，一邊環顧四周，看有誰在。白色瓷磚牆壁潔淨無瑕，空氣中充滿工業用強力殺菌劑的濃重氣味。我走向停屍間辦公室時，巨大的不鏽鋼冷凍室門忽然打開了。
“早上好！”溫格說，帶著驚訝的微笑，“你來得真早。”
“謝謝你把公務車開進來，沒讓它淋雨。”我說。
“據我所知沒有新案子的受害人進來，所以認為把它停在大樓內應該無妨。”
“你移動車子時看見外麵有人嗎？”我問。
他一臉困惑。“沒有啊，不過那是大約一個小時以前的事了。”
溫格是唯一一個通常比我先到辦公室的助手。他舉止輕快，極富魅力，擁有漂亮的五官和蓬鬆的深色頭發。他略有潔癖，總是燙熨自己的工作服，每周清洗好幾次公務車和驗屍車，並把不鏽鋼擦得像鏡子那般發亮才肯罷休。他負責維持停屍間的運作，工作時總帶著軍人般的精確和自豪，絕不容許這裏的任何人有絲毫疏忽或怠慢，因此沒人敢隨意丟置危險廢棄物，或說些對死者不敬的玩笑話。
“掩埋場的受害人還在冷凍室裏，”溫格對我說，“要我把它拖出來嗎？”
“等討論過後再說吧，”我說，“冷凍得越久越好。此外，我不希望任何人隨便進來窺探。”
“絕不可能發生這種事。”他說，好像我在暗示他玩忽職守。
“我也不希望這裏的任何一名職員好奇地逛來逛去。”
“哦，”他眼裏閃過一絲憤怒，“人心難測。”
他永遠琢磨不透，因為他不同於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