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你太小心了，”威尼弗烈德說。“我要是你，就把從前的事情講給她聽。把女孩子看做還是和從前一樣，是不成的。她們從哪兒來的那麼多知識，我也說不來，不過她們好像什麼都懂。”
索密斯那張眼睛舜子拚在一起的臉上掠過一陣痛苦的痙攣，威尼弗烈德趕快又說：
“你假如不願意談的話，我可以替你談。”
索密斯搖搖頭。想到自己的愛女獲悉那件舊日的醜事，臉上太難堪了，除非碰到絕對必要時，否則不能輕易講出去。
“不要，”他浣，“還沒有到時候。能夠不講我絕不講。”
“這真沒有道理，親愛的。你想想那些人怎麼會不講呢！”
“二十年的時間很長了，”索密斯低聲說，“除掉我們家裏人以外，哪個還會記得？”
威尼弗烈德被他堵得沒有話說。近來她變得愈來愈喜歡平和恬靜了，因為蒙塔穀·達耳提在她年輕時總鬧得她心緒不寧。由於油畫總使她感到沮喪，所以她不久就下樓去了。
索密斯走到屋角上掛著的那張郭雅真跡麵前，那張《摘葡萄》的壁畫摹本並排掛著。他買到這張郭雅真跡很能說明人們的既得利益和欲望是多麼的牢固，這些就像蜘蛛網一樣把生命的美麗翅膀束縛在上麵。這張真郭雅的高貴主人的祖先是在一次西班牙戰爭中弄到手的-換句話說，是搶來的。那位高貴的主人始終不懂得這張畫的價值，一直到90年代才由一位有膽識的批評家發現西班牙畫家郭雅是個天才。在郭雅的作品中，這隻能算是平凡的一張畫，可是在英國差不多是獨一無二了，因此那位高貴的主人便成了眾目睽睽的人物。他本來收藏宏富，而且具有貴族的高雅修養，這使他除掉感官的享受外，還堅持一種更健全的原則，認為一個人必須什麼都懂，而且必須對生活極端感興趣。有這些原因，所以他打算在有生之年護守著這張曾給他帶來名氣的名畫，而在死後它捐給國家。索密斯的運氣極佳，1909那一年英國上議院受到了猛烈的攻擊，弄得那位高貴的主人又驚又恨。他私下跟自己說，“如果他們認為二者可以兼得，那他們就完全想錯了。隻要他們能讓我安靜地享受，那麼我死後就可以把一些畫捐給國家。可是，如果國家要誘惑我上當，而且這樣掠奪我，我就把全部收藏賣掉-我活該！他們不能又要我的私產，又要我熱心公益-不能都要。”他這樣考慮了幾個月之久，後來一天早上，他在報紙上看到一位政治家的演說，就打電報給他的代理人到他的鄉間別墅來，並且把波得金帶來。當時波得金對於古物的市價是再內行不過的了。他把那批藏畫看了之後，就說，如果讓他全權處理，把畫賣到美國、德國和其他對藝術有興趣的地方去的話，這些畫要比在英國賣的錢多得多。主人熱心公益-他說-是盡人皆知的，但是這些畫的確是獨一無二的。那位高貴的主人認為他的意見值得考慮，並且足足考慮了一年。一年之後，他又看到那位政治家的另一篇演說，就打電報給他的代理人：“讓波得金全權處理。”就在這個當兒，波得金想出一個辦法，把那張郭雅和另外兩張難得的畫給這位高貴主人的祖國留了下來。他一方麵把這些畫送到外國市場上，另一方麵擬了一張英國私人收藏家的名單。他先從國外獲得了他所認為的最高出價，然後把這些書和價錢再交給英國私人收藏家去考慮，要他們超過那些價錢，以顯示出他們熱心公益。二十一張畫裏，有三張畫算是達到了目的，包括那張郭雅在內。為什麼會這樣呢？原來這裏麵的一位私人收藏家是鈕扣製造商-他因為造了無限若幹的鈕扣，總想使自己的妻子得到“鈕扣夫人”的稱號。因此他就買了一張獨一無二的畫送給國家。他那些朋友都說，“這是他的總策略的一部分。”第二位私人收藏家是一位反美派，他買了一張也是無與倫比的畫“給那些美國鬼子一點顏色看”。第三位私人收藏家就是索密斯，比前麵兩位收藏家頭腦要冷靜些，他親自上馬德裏跑了一趟，認為郭雅的價錢還要看漲，於是買了下來。目前郭雅並沒有漲價，不過它總有漲價的一天。索密斯這時望著這張肖像-又像霍迦斯，又有點馬奈的毫不做作派頭，但是在使用油彩上卻有種獨特的、生辣的美-雖然買進的價錢相當龐大-他從沒有出過這樣的價錢，但是他仍舊覺得十分滿意，自命沒有走眼。肖像旁邊就掛著那張《摘葡萄》的摹本，你看她-這個可憐的小鬼一神情恍惚地回望著他：索密斯最喜歡芙蕾的這種神情，因為這樣子使他放心得多。
他正在繼續端詳這張畫時，鼻子裏忽然透進一股雪茄煙的味道，同時聽到一個聲音說：
“我說，福爾賽先生，你打算把這小小一批畫怎麼辦？”
就是那個比國佬-他母親是亞美尼亞人，就好像法蘭德斯的血統還不夠似的！他從心裏感到冒火，可是勉強說：
“你也是藏畫的鑒賞家嗎？”
“哎，我自己也藏了幾張。”
“後期印象派有嗎？”
“有，有，我比較喜歡他們。”
“你看這一張怎麼樣？”索密斯說，指指那張高更。
普羅芳德先生的下層和兩撇又短又尖的小胡子鼓了出來。
“倒還不錯，我覺得，”他說；“你打算賣嗎？”
索密斯抑製著那句“無所謂”的口頭禪沒有說出來-跟這個外國家夥犯不著羅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