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成了農民和農村脫貧致富的“千裏眼”、“順風耳”。
電話，給了農村和農民極大的信心。
農話，在甘肅電信驟然升溫。但這種升溫同時也有點“燙手”。
田玉順投書省長要求裝電話的信轉到隴南電信分公司後，分公司總經理賀曉紅撓著頭，說：“你看你看，這事搞的，這事不好辦嘛。”他了解豆坪鄉，這個鄉距光纜主幹線較遠，投資過大，實在是不劃算的買賣。思來想去，還是貸款130萬元，在海拔1800多米的山上安裝6信道無線接入設備，用無線接入方式為這幾個鄉解決通信問題。但沒想到的是，當電話送到村裏時，1 500元的電話成本費沒人願意出，最後隻好給田玉順租賃使用。無線接入開通以來隻發展30名用戶，戶均投入4．3萬元，而戶均每月產生話費不過40餘元，回收成本需要100年。
100年，一個世紀，多麼遙遠。
有人做過統計，全省每戶農話投資達5000元左右，而農話平均每部每月話費40多元，要10年時間才能收回投資，這還不包括維護費和人員工資。像定西，每部農話平均建設成本達5400元，而每月單機收入僅25．52元，需要17年8個月才能收回投人。甘南藏族自治州電信分公司2000年投資2880萬元用於農話建設，平均每線投入6294元。而全州每月每戶農話收入不足30元，按設備實裝率100％計算，20年後才能收回投資。
投人與產出的差距實在太大了。甘肅電信左右為難。
麵對亟待脫貧致富的父老鄉親們期盼的目光，甘肅電信感到了沉重的壓力和巨大的責任。幹還是不幹？理智與情感和道義交織著，煎熬著甘肅電信人。頂著壓力，他們負重前行。
政府官員評價說，電信行業市場化改革以來，多數運營商都隻在城市和條件較好的農村地區開展競爭，西部廣大貧困落後的農村地區成為了通信的“盲腸”。還是中國電信靠得住，關鍵時刻沒忘了作為國家企業的社會責任，為努力縮小和消除數字鴻溝，在國家有關普遍服務政策機製還不明朗的情況下，以無私無畏、默默奉獻的老黃牛精神，為貧困山鄉送去希望和福音。
集團公司副總經理黃文林在甘肅電信調研
“普遍服務”（Univetsal service）一詞最早見之於美國AT&T總裁西爾多·維勒索1907年的年度報告。20世紀80年代末，國際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0ECD）在“普遍服務和電信資費改革”報告中，對“普遍服務”作了如下定義：“任何人在任何地點都能以承擔得起的價格享受電信業務，而且業務質量和資費標準一視同仁。”這就是說，要對任何人都提供無地域、質量、資費歧視且能承擔得起的電信業務。
在電信行業未分拆時期，普遍服務的承擔者自然是唯一的電信業務提供者——中國電信。資金來源主要通過內部交又補貼的辦法來解決。分拆後，中國電信依然承擔了普遍服務的義務。2001年前，為了承擔普遍服務的義務，中國電信每年要從1 1個盈利省的收入中拿出一大部分來彌補其餘20個省的虧損。但是，競爭的出現以及電信資費結構和標準的不斷調整，便使得原先的普遍服務方式不再適用。
作為企業，效益是必須考慮的問題。
在貧困山區的農村通信建設上，如果投資過大，脫離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而發展過度，這將不但不能為企業創造效益，反而會成為企業發展的沉重負擔，使企業難以有效運轉。對於電信企業來講，還是要注意投資收益與回報問題，不能隻重發展，不求回報。
多方求告，多方說服，甘肅電信試圖既能為落後地區裝通電話，又不因此背上自身無法解決的沉重負擔。在一份電信公司提交省計委的關於行政村“村村通電話”建設的彙報材料中，是這樣說的：“農話發展存在以下主要困難：農話投資巨大，難以形成規模效應；農村電話後續運營成本高，預計早2010年以前，農話經營將帶給甘肅電信每年1 1400萬元的虧損；企業負債率高，建設資金匱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