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尺度政治與政治化尺度：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區域管治新趨勢
在區域空間尺度重組的同時，如何在城市區域尺度上構建相對固定的地域組織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多中心城市區域管治問題因此成為當前學界討論的熱點與爭論的焦點（徐江，2008）。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資本積累及國家調控都不是依靠某個單一的自我封閉式空間尺度來完成，因此社會關係的地理界線就自然成為社會政治鬥爭的直接目標。這種現象導致“尺度政治（Politicsof scale）”的出現（Smith，1993，1995），即地理尺度既是社會政治鬥爭的場所，也是其利之所在。而城市化的尺度重組同時引致國家的尺度重組，這些被重組過的國家地域結構反過來改變城市化的條件。這樣，特定的地域組織成為國家生產力和社會關係重構的最重要的地理範圍，成為國家與地域實施戰略意圖的一種“政治化尺度”（Neil Brenner，2008）。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有關城市管製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如何提高行政效率和提供地方服務。現在區域管治的討論更加關注行政靈活性、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政策以及全球空間競爭帶來的問題等。在此背景下，區域管製模式成為一個城市在世界經濟中保持區位優勢的重要條件。在整個歐洲，從倫敦、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布魯塞爾、裏昂、巴黎到魯爾集群、漢諾威、法蘭克福、斯圖加特、慕尼黑、蘇黎世、博洛尼克和米蘭，城市經濟政策都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如此緊密地與區域空間規劃、區域投資與區域管製直接相聯（Lefevre，1998；Wentz，1994）。主要城市區域都出現了新興的區域合作模式。這些獨特的後福特式“共同體”以經濟利益為先，主要關心如何將資本主義生產的區域空間競爭力最大化。它們並不看重如何進行空間經濟收益再分配等社會問題（Ronneberger，1997）。
城市化與國家權力的尺度重組導致了世界資本主義地理組織的重大轉型。
如今，資本主義生產、城市化與國家調控的空間尺度正在被徹底重構。這個過程是如此激烈以至於傳統上用來描述世界資本主義尺度體係的理論不能再有效地分析概括當今空間活動的多重性、交織性與高度矛盾性。麵對資本越來越“全球地方化”的時空趨勢，城市化機製與國家調控不再圍繞國家層次來組織。
城市逐漸變為世界城市體係中的節點，而國家本身也在快速重組以提升其城市和區域的全球競爭力。城市管治的地域組織是空間活動相互交織的戰場。學術界迫切需要將尺度概念化，重新建立分析方法與政治角度來研究空間重組過程及其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期社會關係地理結構的影響（Neil Brenner，2008）。
三、區域城市化與城市區域化：長三角發展的基本態勢與內在矛盾
在快速工業化、城市化、國際化、信息化、市場化和分權化背景下，中國的長三角區域經濟板塊正加速凝聚和擴張，表現出區域城市化和城市區域化的基本態勢。一方麵，在空間形態上，長三角作為中國乃至全球的經濟引擎，就像一個黑洞，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經濟、人口及其他經濟要素，城市和區域的規模邊界不斷外延與膨脹。1991-2005年，該區域年均GDP增長速度達13.9%，超過全國平均水平3.8個百分點。至2006年末，長三角16個城市區域戶籍人口總數為8321.8萬，其中上海1368.1萬，浙江長三角區域2917.1萬，江蘇長三角區域4036.6萬；加上流動人口——已占到常住人口10%以上，該區域實有人口規模已突破9000萬人，其中城鎮人口為5173.3萬，城市化水平高達62.6%。
區域內有6個特大城市，5個大城市，22個中等城市，19個小城市，以及1396個小城鎮。平均每1800平方公裏就有一座城市，不足70平方公裏就有一座建製鎮。該區域以占全國1.1%的土地和6.4%的人口，創造了約占全國22.7%的國內生產總值，吸收了約占全國43.5%的外商直接投資，人均GDP更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44倍。同時，這一區域以占江浙滬省域層麵22.1%的土地，吸納了其58.0%的人口數量，集聚高達82.8%的GDP產出。由此可見，長三角16城市地區已經成為中國城鎮分布密度最高、經濟發展最具活力的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