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化與知識經濟背景下的人口分布變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知識經濟為主導的高端服務功能對於聚集經濟的依賴FUR 由一個根據就業規模和密度定義的中心和根據與中心的日常聯係來定義的“環”組成。
性非但沒有隨著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而減弱，反而日益增強；城市特別是大都市地區在國際競爭中爭奪流動性資源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集聚經濟與高質量的國際交通和通訊設施一樣，都對參與國際競爭的公司至關重要（MVROM，2004）。多部門的商業集群，如同在倫敦和巴黎所發生的一樣，被POLYNET認為可以產生強大的集聚經濟，這種由高端服務業中心產生的聚集經濟能夠引發次區域內部及其之間的交流，並可能成為巨型城市區域平衡發展的一個重要先決條件（Pain，2008）。比如，位於東南英格蘭的雷丁，它的發展就是建立在跨國公司對倫敦以外（雷丁）的投資以及它與倫敦中心和國際機場（特別是希斯羅機場）有良好的通達性基礎上的。對東南英格蘭地區這些中心主要的商業企業進行的深入訪談也顯示了東南英格蘭在歐洲巨型城市區域中的獨特性：它是唯一一個有著強大的商業聯係的地區，這顯然是由於倫敦在交通和專業分工方麵的中心集聚作用，支持了外圍多中心服務網絡的形成，因此這些中心與倫敦之間的區域內部聯係顯得非常重要（Pain，2008）。而部門專業化是位於蘭斯塔德和魯爾的城市中心的特點，它們與全球化的知識經濟流聯係較弱（Pain，2005），“形態上的多中心”已成為妨礙區域內部相互聯係和降低區域整體（經濟）效率的絆腳石（Ipenburg和Lambregts，2001；Lambregts和Roling，2005）。
經濟空間的這種競爭格局可以從人口的區域變遷中得以體現。在具有強核心的英國東南部地區，在經曆了20世紀80年代緩慢的人口增長後（期間倫敦功能城市區的人口呈負增長態勢），90年代強勁的增長勢頭使得所有51個功能城市的人口都增長到了一定程度，增長比例從不足6%（Southend）到22%（米爾頓·凱恩斯）不等，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是，中心倫敦功能城市區的人口增長經曆了顯著的高增長過程（增長比例為15%）。巴黎地區的人口增長也表現出類似態勢，中心巴黎功能城市區和一些更加外圍的中等規模的功能城市區（如Orleans、Caen等）表現出強有力的增長態勢，其他地區則相對平穩。
同樣，在大都柏林地區，中心都柏林功能城市區的人口保持強勁的持續增長態勢，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有所減緩，但一些更小的和更遠的中心表現出了迅速的增長態勢。而在蘭斯塔德地區，4個大的核心城市衰落了（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因海外移民的大量湧入和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吸引而有所恢複），外圍的老城市開始出現了一些增長態勢，但基本上與受郊區化影響的人口外流持平，環繞城市的郊區的人口有所增長。在萊因-魯爾地區，核心城市的人口下降，外圍較小的城市，如波恩和Moncheng Ladbach的人口表現出一定的增長勢頭。萊茵-美因地區則顯現出較為複雜的態勢：20世紀90年代法蘭克福功能城市區表現出最大的人口增長態勢，原因是從所謂的“ Neue Lander ”（原來的DeUt SChe Demo Kratische Republik）來的移民，但是最小的功能城市區表現出最大的人口減少態勢，如Wiesbaden功能城市區因人口流出而表現出人口減少的態勢。在北瑞士歐洲都市區，功能城市區內部人口表現出從核心城市向周邊地區的郊區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