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全球化與信息化背景下的經濟結構變遷
世界經濟的日益全球化與信息化使得西北歐8大巨型城市區的經濟結構呈現出新的趨勢與特征。首先，高端經濟由製造、加工轉向服務生產，尤其是轉向處理信息的高端生產性服務業（APS：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即為其他服務部門提供專業化服務的一係列活動，如提供專業知識和處理專門信息等等。20世紀70年代以來，歐洲的產業與就業結構開始穩步從製造業和貨物處理等經濟活動轉向服務業特別是高級服務業等經濟活動。在上述8個MCRs中，這種趨勢非常明顯。
比如，在英國東南部地區，就業人口迅速向服務業部門集中，特別是貿易服務業部門，差不多80%的就業人員是在服務業領域，其中銀行和金融領域超過22%。金融服務業在南部沿海的FURs中非常典型，同時在倫敦西南部和西部的FURs集群中也很具代表性。公共服務業在牛津和劍橋等大學城，以及另外一些沿海度假城也很具代表性，甚至在一些主要的鄉村城鎮也很普遍。在蘭斯塔德地區，1996-2002年，貿易服務業的工作崗位上升了41%之多，在大的核心FURs，這種態勢非常顯著，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和Schiphol Haar Lemmermeer等，以及相對較為邊緣的FURs，如Almere，Hertogenbosch和Hilversum。
其次，經濟結構日趨高端化的同時，其空間布局結構也日益複雜化：兩種重要的經常以對立形式出現的概念，即克裏斯泰勒的“城市等級體係（垂直分工）”和“城市網絡（水平分工）”的概念在這些巨型多中心城市區域形成了一種別扭的重新結合，這種結合產生的城市區域是一種通過多元的節點和連接構成的網絡，但在區域尺度上仍然存在著一種清晰可辨的城市等級（van Houtum和一項關於四個世界城市的研究（Llewelyn‐Davies，1996）辨別出高端服務活動的四個關鍵組群：（1）金融和商業服務：包括銀行和保險、法律、會計、廣告和公共關係等商業服務，以及建築、土木工程、工業設計和時尚等的設計服務；（2）權力和影響（或“指揮和控製”）：國家政府、類似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超國家”組織，以及包括跨國公司等主要組織的總部；（3）創意和文化產業：包括現場表演藝術（戲劇、歌劇、芭蕾舞、音樂會），博物館、畫廊和展覽會、出版業和電子傳媒等；（4）旅遊：包括商務和休閑旅遊，還包含其中的旅館、飯店、酒吧、娛樂和交通運輸等服務。
所有這些都是以不同方式處理信息的服務產業：它們都要求高效和麵對麵的信息交換，從而發揮強大的集聚效用。此外，它們趨向高度協作，許多重要活動相互聯係難以截然區分，如旅館、會議中心和展覽中心既是商業服務，同時也是旅遊業的一部分；博物館和畫廊是創意文化產業，但同時也是旅遊業的一部分；廣告業則即是創意服務業又是商業服務業。而且這種強烈的集聚傾向不僅適用於每個部門內部，也適用於部門之間。
Lagendijk，2001）。許多功能如後台管理、物流管理、新型總部綜合體、傳媒中心以及大規模娛樂和運動功能，隨著時間的遷移重新布局在更為分散的位置，盡管它們的分散速度和產生的影響有所不同。結果，漸漸地相關的焦點不再集中於城市，而是區域（K1oosterman和Musterd，2001）。比如，在萊茵魯爾這個相對均衡的多中心城市區域，地域專業化分工已經十分顯著（Knapp等，2006）——如科隆一直是保險、設計與傳媒業所在的主要地點；杜塞爾多夫則是萊茵魯爾區域廣告行業的領軍城市，它們與埃森一起，被認為是管理谘詢業與法律、會計業最重要的中心；物流公司則在該地區內更為均勻地散布。然而，辦公總部與高端生產性服務更多地集中在科隆和杜塞爾多夫這兩個較大的城市。
這些公司中有少數發展了全國或國際性的網絡體係，它們通過這兩個城市的服務網絡體係與全國市場緊密相連。同樣的，在比利時中部地區，金融服務業扮演了突出角色，但主要集中在布魯塞爾；在Liege，保險業很重要，安特衛普和Brugge的物流業比較發達，而會計業則相對分散分布。萊茵-美因地區的服務業尤其重要，2001年超過了73%的就業比重，而在法蘭克福、Wiesbaden和梅茲地區這一比重更高，在核心地區這一比重的上升幅度高於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