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所募淮勇到安慶後，曾國藩“為定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糧之數，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軍營規以訓練之。”1862年2月22日李鴻章移駐安慶北門城外營內，曾國藩親臨祝賀。李鴻章深知淮勇實力單薄，難膺重任。他說敝部除張遇春一營外，均係新勇，戰守難恃，無征異地，若無精兵宿將，立有覆敗之虞。”因此，他懇請曾國藩調撥數營湘勇，以加強戰鬥力。曾國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擊，又打算憑借湘軍榜樣“為皖人之介”，以陶鑄淮軍風氣，因而允其所請，陸續調撥湘勇八營，歸其節製。其中有曾國藩新兵兩營，由韓正國統事，充任李鴻章親兵；開字兩營，借自曾國荃，由程學啟統事，程係陳玉成部太平軍叛徒，其部下多籍隸兩淮；林字兩營，由滕嗣林、滕嗣武統帶，乃係江蘇巡撫薛煥使之在湖南招募而來，原為四千人，經曾國藩裁汰至千人，編入淮軍；熊字營由陳飛熊統帶，坦字營由馬先槐統帶，均係奉曾國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備湘軍部將陳士傑率領，隨同李鴻章援滬，因陳氏不願前往，遂撥歸淮軍。所有這些，就是淮軍初創時期的基幹隊伍，共計十三營，六千五百人。3月4日李鴻章陪同曾國藩檢閱銘、鼎、樹、慶和程學啟、膝嗣林等營，標誌著淮軍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隻能患難相助，不會同根相殘。他認為湘、淮本是一家，淮軍由湘軍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誼。”對於左宗棠，雖然左在多種場合曾對曾國藩有微言，兩人也幾年不通音訊，但收新疆，他第一個薦舉左宗棠。同樣說明他的胸襟。
這使曾國藩的事業規模迅速擴大，到十年後，湘軍集團中督撫大帥，紛出並立，與曾國藩地位相當相近者就有二十餘人。這些軍隊與督撫協調行動，互相配合照應，更使曾國藩的聲望如日中天。
隻是鼓勵手下獨立發展，既有一個襟懷問題，也有一個時機問題。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在屬下自立門戶的問題上政策開明，適時加以鼓勵，使湘軍的力量發展很快，成為一個龐大的集團勢力，而且始終保持著相對的統一性，至少，他們也以曾國藩為其共同的精神領袖。
厚餉養兵以求廉
臣初定湘營餉項，稍示優裕，原冀月有贏餘，以養將領之廉。
——曾國藩
曾國藩一生不愛錢財，因而，他在用人選將上也反對選用為名利而來的人。他的四條選將標準中，第三條就是所選將領要不汲汲名利，他說：為名利而來的人，提拔得稍遲一點就怨恨不已，遇到一點不如意的事就怨氣衝天；他們與同僚爭薪水，與士兵爭毫厘。小肚雞腸，幹不得大事。所以對帶兵的人來說，不熱衷於名利，是第三要務。
曾國藩認為，綠營兵腐敗無能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兵餉太低。綠營步兵月餉銀一兩五錢，綠營的守兵月餉一兩，綠營馬兵月餉二兩。這種情況在清朝初年，勉強可以維持生活，至道光以後，米價上漲，綠營兵餉已不夠維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綠營兵餉日薄，就更無法依靠兵餉來維持生計了。《道鹹宦海見聞錄》記載，綠營兵“營中公費，近年益缺，各種雜出費用，無一不攤派兵餉，是以每月每兵僅得餉三錢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別尋小本經紀或另有他項技藝，借資事畜”。因此，綠營兵就不得不經常出營尋求生計，便忽視了在營訓練，最後導致戰鬥力低下。綠營軍官為了聚斂財富，也常常克扣軍餉或冒領軍餉，導致綠營軍軍心不穩。
曾國藩在起始辦團練的時候就規定口糧；操演日給予一錢；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錢四分；征外省“粵匪”，每日一錢五分。隊長哨長以次而加。養傷銀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兩。陣亡恤銀六十兩。征“土匪”減半，比綠營的餉差還多加了一倍。
湘軍的軍餉是相當優厚的，湘軍士卒的月餉幾乎是綠營兵月餉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統計各項總的收入，營官每月為二百兩，分統、統領帶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為三百九十兩，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兩，萬人以上者六百五十兩。連曾國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認“章程本過於豐厚”。王闓運在《湘軍誌》中指出：“故將五百人，則歲人三千，統萬人，歲入六萬金，猶廉將也。”湘軍將領中除多隆阿“統萬人，而身無珍裘、麻葛之奉，家無屋，子無衣履”以外，人人足於財。
曾國藩通過厚餉養兵的原則，收到了一些成效？湘軍士兵的兵餉，除個人生活外，還可貼補家用，因此，能夠安心操練，提高戰鬥力，一改綠營兵因口糧不足，而常常離營兼做它事，荒於訓練的弊病，同時，曾國藩也希望通過給予將領以豐厚的收入，來減少克扣兵餉的事情發生，達到“養廉”的目的。曾國藩在奏疏中闡述了這一想法，“臣初定湘營餉項，稍示優裕，原冀月有贏餘，以養將領之廉，而作軍士之氣”。
曾國藩如此厚餉養兵，自然“隴畝愚氓，人人樂從軍，聞招募則急出效命，無複綠營征調別離之色”。於是，當兵——賣命——發財成了湖南貧苦農民的第二職業，湘軍也成為一支驍勇善戰的武裝。
立世大智慧
但曾國藩在用兵上，卻主張以“利”來獲得軍心，以厚賞來得兵將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堅持實行了一種厚餉養兵的統軍方式，使其得到了一支勇猛無比的軍事力量，這是他軍事上成功取勝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