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誠、恕知天下
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又說，“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誌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為人共諒。
——曾國藩
曾國藩初辦團練時，手中無一兵一勇，腳下無一寸土地，身無一分一文，雖然是個京官，在丁憂平缺其間，實際上等於一個普通鄉紳。而當時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羅澤南的湘勇和王鑫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勢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廣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戰，後來保衛長沙、轉戰江西均有戰功。可是，曾國藩卻能成為他們的精神領袖，協調各部的行動。後來雖與王鑫關係破裂，也是有多方麵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戰死後，接領其部隊的劉長佑、蕭啟江等；羅澤南戰死後，接領其部隊的李續賓、李續宜、蔣益洋等，也都接受曾國藩的指揮調度。在逐漸發展過程中，一些非湘籍將領也陸續來到曾國藩身邊，如滿族人塔齊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廣東人褚妝航、四川人鮑超、福建人沈葆禎等。
是什麼力量，使這些英雄豪傑、仁人誌士聚到了曾國藩的旗下？除以保國安民、維護各教、立誌殺賊為目標這個共同點使他們心心相印外，就是曾國藩的人格力量。這人格力量產生於他所極力倡導，並軀履實踐的“誠”、“恕”二字，即“待人以誠，容人以恕”兩條。所謂“以誠恕如天下，則群倫影從”。
“待人以誠”，應該是所有為官為將為領袖者的一項基本品德。待人以誠，則人也可能待己以誠，這叫做以誠換誠；即使少數人不以誠待已，也終會遭到輿論的譴責，使之怵然省悟。如果待人以權術，恃盛氣，挾私見，也可能得勢於一時，但最終會遭到曆史的唾棄。曾國藩洞悉世情，明徹史實，深有感情地對諸弟說：“管子雲：鬥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餘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慨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見！
曾國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內容是《論語》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如果想得到什麼，就要考慮到別人也會想到什麼，推己及人。曾國藩說：“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反過來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不欲人以虛偽待我，我便應不以虛偽待人；不欲人以權術待我，我便應不以權術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際關係的重要原則。
曾國藩說：“聖門好言仁，仁即恕也。曰貧，曰賤，曰成，曰榮，曰譽，曰順，此數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貧，曰賤，曰敗，曰辱，曰逆，此數者，我之所惡，人亦皆惡之。……吾兄弟須從‘恕’字痛下工夫，隨在皆設身以處地。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淩人，預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氣淩我之身，或淩我之子孫。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荊棘少矣。”
曾國藩強調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認為如果“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凡遇牢騷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凡不能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人，最終也不能立己達己，曆史上的無數事實充分地證明了這點。所以，曾國藩一向主張“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
曾國藩奉行的“待人以誠以恕”的品德，集中體現在他正確地處理與左宗棠的關係上，曾國藩為人拙誠，語言遲訥，而左氏恃才傲物，自稱“今亮”，語言尖銳，鋒芒畢露。左宗棠隻比曾國藩小一歲，但他屢試不中，科場失意，蟄居鄉間，半耕半讀。鹹豐二年，已四十一歲，才由一個鄉村塾師入佐湖南巡撫張亮基，當了個“刑名師爺”。後張亮基遷為湖廣總督，左宗棠於鹹豐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共達六年之久。曾、左雖非同僚，卻同在湖南，常有齟齬。傳說，曾國藩見左宗棠為如夫人洗腳，笑著說：“替如夫人洗足。”左氏以牙還牙，立即諷刺說：“賜同進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對左說：“季子才高，與吾意見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進去。左也絕不示弱，說：“藩候當國，問他經濟又何曾！”語涉鄙夷，也把“曾國藩”三字喻盡。這些傳之甚廣的言談，或為後代文人編造之辭，不足為信，但簡單的對話，確實反映了左宗棠個性的祭驁。
左宗棠頗有識略，又好直言不諱。鹹豐四年四月，曾國藩初次出兵，敗於靖港，投水自盡未遂，回到省城，垂頭喪氣，左宗棠責備曾國藩說：事情還未到不能辦的時候，自尋短見是不當的行為，何必出此下策。使得曾國藩無言以對。可見其語直，並非沒有情分。而是為主帥打氣，敬愛甚切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