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左宗棠於次年二月（1862年）即受命為浙江巡撫，並根據曾國藩的奏請，朝命左的部下蔣益澧為浙江布政使。曾國藩一方麵請求辭掉自己節製浙江軍務的諭令，一方麵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寫道：“以臣遙製浙軍，尚隔越於千裏之外，不若以左宗棠專為浙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麵。”曾國藩如此謙讓，又如此真心實意地為清朝廷保舉人才，心中哪有半點對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閩浙總督，仍署浙江巡撫，從此，與曾國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從被人誣告、走投無路的人，一躍而為封疆大吏，這樣一日千裏的仕途，固然出於他的才能與戰功，而如此不斷的報功保舉，也隻有曾國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國藩的聯中，深情地寫道：“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時人及後世常愛談曾、左交惡。其實，二人雖僅止於有齟齬，內裏卻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說的“同心若金，攻錯若石”。共同的事業——中興清室，使他們走到了一起，因而成為曆史上的一段佳話，這也正是曾國藩“待人以誠恕”的最好例證。
王珍，字璞山，湖南湘鄉人，湘軍猛將，與鮑超齊名。太平軍稱鮑超為“豹子”，稱王珍為“斑虎”，斑虎一吼，世人都要為之三抖。
曾國藩最早編練的湘軍，隻有三營團勇，分由羅澤南、王珍、鄒壽璋統管，羅統中營，王統左營，鄒統右營，一營三百六十人，三營共一千零八十人。最早時候，並無王珍的編製，但是，王一來湘軍即光芒大顯。王珍著有《練勇芻言》一書，湘軍後來的規矩製度，大都是延用王珍的話。
湘軍軍紀極嚴，而最嚴者，當首推王珍一軍，歐陽縣所著見聞瑣錄，言王珍軍紀，“士兵懷銀十兩者斬”，人多不解其故，實則王軍中士兵的銀，皆由營部直接撥交其家，兵士身懷十兩，不是搶劫，便是賭博，故殺之也。其它還有吃飯不給錢，買物不給錢，犯者必死。左宗棠最敬佩王珍，然亦謂其待部下過於嚴劾，即以此也。
曾國藩素來討厭誇大之人，王珍一日謂曾國藩曰：“招兵三千，即可滅此（注：指太平軍）大敵！”曾國藩聞之大駭，曾致函戒之曰：“仆素敬足下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奮發，尤見慷慨擊楫之風，心中愛重，恨不即遊揚其善，宣暴於眾，冀為國收澄清之用。見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詳明規勸，又察足下誌氣滿溢，語言誇大，恐持之不固，發之不慎，將來或至僨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陳，伏冀足下細察詳玩，以改適於慎重深穩之途，斯則愛足下者，禱祀求之者也。”
可是，這樣的信，對於王珍，並沒有發生效力，曾國藩致駱秉章書：“璞山不諒我心，頗生猜嫌，侍所與之禮飭言撤勇者，概不回答，既無片牘，又無私書，曾未同涉風波之險，已有不受節製之意，同舟而赴敵國，肝膽而變楚越。”由這封信，可以看出曾、王之間，業已鬧翻。
但是盡管如此，曾氏仍然對王報以拳拳之心。王珍抗命不從，性質已經是背叛，曾氏卻不是小肚雞腸之輩，在關鍵時候仍然不忘時時關照王珍，絲毫沒有暗中排擠之舉。後來，江西林頭山大戰，王珍大破太平軍二十萬，為湘軍大樹聲威，名揚天下。曾氏隨即上奏，褒其大功。但是不久，王珍竟積勞成積，暴死軍中，世人無不痛惜。
曾國藩以誠懇待人的事件很多，如曾國藩在長沙嶽麓書院讀書，有一位同學性情偏躁，因曾國藩的書放在窗前，那人就說：“我讀書的光線都是從窗中射來的，不是讓你遮著了嗎？趕快挪開！”曾國藩果然照他的話移開了。曾國藩晚上掌燈用功讀書，那人又說：“平常不念書，夜深還要聒躁人嗎？”曾國藩又隻好低聲默誦。但不久，曾國藩中式舉人，傳報到時，那人更大怒說：“這屋子的風水本來是我的，反叫你奪去了！”在旁的同學聽著不服氣，就問他：“書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嗎？怎麼能怪曾某呢？”那人說：“正因如此，才奪了我的風水。”同學們都覺得那人無理取鬧，替曾國藩抱不平，但曾國藩卻和顏悅色，毫不在意，勸息同學，安慰同室，無事一般，可見青年時代曾國藩的涵養和氣度之一斑了。
曾國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騙的時候。有一個冒充校官的人，拜訪曾國藩，高談闊論，議論風生，有不可一世之氣概，曾國藩禮賢下士，對投靠的各種人都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歡說大話的人。見這個人言詞伶俐，心中好奇，中間論及用人，須杜絕欺騙事，正色大言說：“受欺不受欺，全在於自己是何種人。我縱橫當世，略有所見，像中堂大人至誠盛德，別人不忍欺騙；像左公（宗棠）嚴氣正性，別人不敢欺。而別人不欺，何尚懷疑別人欺騙他，或已經被騙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國藩察人一向重條理，見此人講了四種“欺法”，頗有道理，不禁大喜，對他說：“你可到軍營中，觀我所用之人。”此人應諾而出。第二天，拜見營中文武各官後，煞有介事地對曾國藩說：“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但我從中發現有兩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國藩急忙問是“何人？”此人舉塗宗瀛及郭遠堂以對。曾國藩又大喜稱善，待為上賓。但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位置，暫時讓他督造船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