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幾次自殺，表麵上是他兵敗後無顏見江東父老，內心裏卻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報國，以身全誌。《禮記》中說：“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製。”大丈夫就是要為忠於職守而獻身，元稹不是說過這樣一句話嗎？——效職無避禍之心，臨事有致命之誌。
所以，曾國藩表示：“不帶勇則已，帶勇則死於金陵，猶不失為誌士。”他還以袁簡齋的一句詩勉勵自己：
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
處理天津教案時，曾國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不避禍害。當時，駐紮在保定的曾國藩接到辦理津案旨令時，正在生病，“重發眩昏”，“泄瀉不止”，麵對紛繁複雜的形勢，幕僚們“阻者、勸者、上言者、條陳者紛至遝來”，多數人主張曾國藩不易倉猝赴津。
對於處理津案的難度，曾國藩心裏十分清楚，此次赴津必定是凶多吉少。但他更清楚地意識到，當時局勢的緊迫性，案件涉及了七個國家，各國軍艦環伺大沽口，中國將再次麵臨著戰爭的威脅。因此，臨行之前曾國藩將遺囑寫好，希望兒子們為他安排好後事。
餘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葉，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複籌思，殊無良策。餘自1853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餘若長逝，靈柩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為便。
立世大智慧
擔當敢為，不避利害，是曾國藩作為人臣的信條。後來，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時，受到舉國痛罵，但他仍不避利害，全心於津。
慧眼識英傑
性之所盡，九質之征也。然則，平敗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躁靜之訣在於容，緩急之狀在於言。
——曾國藩
曾國藩一生喜好相人，尤其於治軍時期，對所選用之人才，必經其當麵觀察，觀其才學之高下，道德之深淺，然後定其取舍黜涉。他的相人，一從自身的學問修養出，二由自己豐富的閱人經驗出，流傳後世編為著作而可謂效驗的方法有《冰鑒》一書，內容豐富詳盡，屢為後人所推重。據（清史稿？曾國藩）傳載，每逢選吏擇將，他必先麵試目測，審視對方的相貌、神態，同時，又注意對方的談吐行藏，二者結合，判斷人物的吉凶禍福和人品才智。
世人傳言曾國藩善相人，預上終身，雖不無過譽之嫌，但也並非毫無根據。曾國藩任兩江總督的時候，有人將陳蘭彬與劉錫鴻推薦給他，認為他們頗善文藻，’能下筆千言，而且對天下大事都頗有見解。曾氏隨即接見了這兩個人，相談已畢，曾氏對推薦他們的人說：劉錫鴻這個人看起來一臉抑鬱不平之氣，將來很可能不得善終。陳蘭彬這個人看起來氣息沉著一些，將來可能做到三四品的官階，不過也不會有大作為。
後來，劉錫鴻一次隨郭嵩燾出使，擔任副使之職，但是，二人的意見卻常常不合，互相攻訐。劉錫鴻私下寫信回來，奏郭帶妾出國，並且與外國人來往密切，實在是有損我們國家的形象。郭信也彙報說劉偷了外國人的手表。當時，主政者李鴻章偏袒同門的郭嵩燾，將劉撤回，並且，以後再不設立“副使”之職。劉受到這樣的處罰感到十分窩火，竟向朝廷上疏說李鴻章當殺，其罪名有十多條之多。當時，李鴻章權傾於一時，大清國所有外交事務多要倚重李公，怎麼理會劉的“一派胡言”。於是，劉的上疏就落了留中不發的命運。這樣一來，劉更加氣憤難平，口無遮攔，逢人便講李鴻章的壞話，弄得所有故交故舊也不敢再和他來往。每次設宴請客，往往無人登門，不久即抑鬱而死。
陳蘭彬的經曆也正與曾氏預上的不差分毫。陳後來雖經許振幃推薦來到曾氏幕下，但始終因為過於正直，不肯隨俗，且為人處事勇氣不足，而終無大的建樹。
據記載，觀曾國藩預決二人，真如天算一般。然其衡鑒之精，尚不止此。在軍命將，說某可為營官；某人可為大帥，某人福薄，當以死難著名；某人福壽，當以功名終。皆一一驗證。
實際上，曾國藩觀察人並不完全以貌取人，譬如羅澤南“貌素不揚，目又短視”，駱秉章“如鄉裏老儒，粥粥無能”，但他都能傾心結好，許為奇才。又如塔齊布，因為他出仕很早，穿草鞋，每朝認真練兵，便為曾國藩所賞識。後來全力保舉他，並且說：“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所以說，曾國藩善於識拔人才，主要是因為他能觀人於微，並且積久而有經驗，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對於觀人的方法，“以有操守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慚的人。
據說，曾國藩為人威重，三角眼且有棱，在接見客人時，注視客人而不說話，往往看得人津脊汗背，悚然難持，由此斷人才情，百不爽一，實可稱歎。
根據人物心性才情的變化，曾國藩總結出評價人物的九大品質特征：“性之所盡，九質之征也。然則，平敗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躁靜之訣在於容，緩急之狀在於言。”也就是說，忠直奸邪的在於神正直明朗與否，智明愚暗的在於精；清爽明快與否，勇敢怯懦的在於筋勁健與否，堅強柔弱的在於骨強硬與否，沉浮靜躁的在於氣沉定與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