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認為，神平則質平，神邪則質邪。
觀察一個人的“神”，可以見其忠奸賢肖，‘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平常說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是不分品質好壞而人所共有的精神狀態。這裏談及的‘神’與‘精神’一詞不完全一致，它發自於人心勝品質，集中體現在麵部，尤其是體現在兩隻眼睛裏，即曾國藩所說的“一身精神，俱乎兩目”。
如果一個人的“神”侵偏狹，“神”挫，其品格卑下，心環邪念，容易見異思遷，隨便放棄自己的道德情操趨利。這種人平常善於掩飾自己，往往在準備充分，形勢成熟後才顯出本性，而不會輕易發難，不打無準備的仗，是大奸大賊一類的人。這就是觀人要觀“神”的道理。
曾國藩認為：“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激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也就是觀臉色，“色”是一個人情緒的表現，“色”愉者其情歡，“色”沮者其情悲。也有不動聲色之人，需從其它角度來鑒別他們的情緒狀態。
一般來說，“色”的含義比較廣泛，它是一個人的氣質。個性、品格。學識、修養、閱曆、生活等因素的綜合表現，與膚色並無直接聯係。一般來講，仁善厚道之人，有溫和柔順之色，勇敢頑強之人，有激奇亢厲剛毅之色，容智慧哲之人，有明朗豁達之色。
曾國藩認為：“心質亮直，直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安闌。”也就是說，觀察一個人的“儀”，能發現其素質好壞，修養高低。儀態端莊大方的，修養深厚，素質高；儀態邪頑、畏縮卑瑣的，修養淺薄，素質差。曾國藩說：“端莊厚重是貴相”。這是“儀”的一種表現。一般來說，耿介忠直的，儀態堅定端莊；果敢決斷的，儀態勇猛豪邁；坦蕩無私的，儀態安祥煙靜。環境的熏陶對“儀”的形成有極重要的影響，所謂的“居移氣，養移體”，就是此理。高貴環境中的人自有一種逼人的氣勢和儀態。這可作為識別人物的一個外部根據。
曾氏認為：“直容之動，矯嬌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跪嗆；德容之動，頤顆印印。”也即觀察一個人的“容”，能發現其正邪與謹散。這裏的“容”應理解為“容止”，以示與前麵的“儀”相區分。一個人的內心活動，必然會在容止上有所表現，即便當事人極力掩飾，也如“羚羊掛角”，終有跡可尋。容止不正，其人必懷他念，這就需要考察這種人的真實動機和想法。容止正派，其人內心純粹，心無旁雜，不會輕易地“見利忘義”。一般而言，容止莊猛的，勇武剛健；容止沉穩的，則謹慎有節；容止聖端的，則肅敬威嚴。此即為觀容。
“心恕則宮緩，心蹋則宮急”：此為觀言。言為心聲，緩急之狀在於言，觀察一個人說話，能看出其性格。性清柔順和祥則說話平緩，性情急躁者，則說話直快爽捷。言語是思想的表現，也是判斷一個人性情才能的重要方麵。
還有一個重要的識人方麵，即觀眼，也就是由眼睛識別人物心勝才情。眼睛蓄含了人的諸多信息，從身體素質到心性能力。眼睛有“心靈的窗戶”之稱，古今中外名人都注意到這一方麵，多有共識，在很多情況下，眼睛都是識別人才的必由途徑。曾國藩認為：“一身精神，具乎兩目。”睛子（即眸子）明亮清澈的，往往為人正派，心胸高潔寬廣；睛子晦澀的，大半是雜才、不正不純之人。因此從眼神最易判斷一個人的心性：凶惡之人目露凶光，仁愛的人目光誠懇而莊重，勇敢的人目光炯炯有神。心懷奸邪的人眼睛閃忽不定，動若螢光。心無雜念，堂堂正正的人，目光鎮定有情。
曾國藩認為，以德行、才能和性情為依據，可將人才分為五個層次：兼德、兼才、偏才、似依、間雜。
1．兼德，德性純粹，器識宏深，是德才兼備的完人，具備仁、義、禮、智、信五種品德，素質平靜恬淡，合於“中和”之理，神俊，精窖，筋勁，骨植，聲清，色悸，儀正，容直，言平，有光明俊偉聖人帝王之象。這種人德行才能兩相輝，德性的光芒普照天下，是聖人領袖之一。
2．兼才，像兼德那樣完美的理想型人才自然實屬罕見。絕大多數人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具備“九征”中的部分優點，仁義禮智信五德有其二三，這樣的人屬兼才。兼才在德行才能上都不如兼德那麼光明崇高，位次於聖人領袖，是國家器字的棟梁之才。他們能夠輔佐君主，可以安邦定國，經物濟世。
與兼德相比，兼才更具備現實性，不是理想化的人物。曆代聖人帝王更多具備兼才之性，孔子德行學識隆於天下，但經邦濟國的才能稍嫌不足，理論頗豐而實務不足；秦始皇武功才氣胸略有餘而仁義不足；唐太宗談不上仁，趙匡脫談不上義。由此來看，兼德之人在更多的意義上是為評判中等人才而定的一個高標準。
3．偏才，“九征”得其一二，但很純粹，某一方麵的能力很突出，以才聞名，不以德聞名，可稱為小雅之才。此種人才胸襟氣度都有限，適合做局部性的工作，雖不能治理一個國家，但可以獨擋一麵，作為專家管理一個局域，一個部門。
4．依似，有一征相似，實際上似是而非，似能非能，有打腫臉充胖子之嫌；好像具備一德一能，實是亂德之輩，難以有所成就。依似之人有很大欺騙性，甚至有可能假做“為官以不能為能”的勢態。鑒別依似之人，應特別小心，稍不注意就可能產生判斷失誤，錯把依似之人當作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