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這裏的原因，大約有兩條。一是辦事的人，絕不可能隻有讚譽，而沒有誹謗或評論，隻有恩寵而沒有怨恨；二是輿論往往隨時變化，並沒有一定的標準。所以，若不是自己要求樹立根基，專從流俗毀譽上去打聽消息，一定會有站不住腳的那一天。曾國藩在給惲中丞的信中說：“凡是幹事的人，絕不可能隻有讚揚而沒有誹謗，隻有恩寵而沒有怨恨。自我修養的人，隻求大閑不逾就夠了，且不可因譏諷議論而氣餒、消沉；衡量評價別人的人，隻求一個長處可取就行了，且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棄了有用的人材。如果對佼佼者過於苛求，那麼，庸庸祿祿的人反而會走運。”
曾國藩強調辦事和做人權衡利害，把握輕重，要特別注意不以流俗的毀譽為轉移。他在給陳舫仙的回信中說：“京師的議論與樞密院的消息隨時變化。每逢遇到官員上下交接，本來眾望所歸的人，轉眼間就會被人唾棄；也有的群疑眾謗被議論紛紛的人，轉眼功夫又風平浪靜了。隻有卓然自立的人士，經過紅與黑的變化也不改變自己的形象。閣下這次進京，時間沒有幾天，但上天的眷顧和輿論似乎都是很好的，望閣下不要沾沾自喜，將來，如果有吹毛求疵的議論，恩顧無存，望閣下也不要因此而沮喪。早晚孜孜以求自立之道，私事就是幹自己的事與讀書二者並進，公事就是管理與防務二者兼營。以勤為本，輔之以誠。勤，雖然柔弱也會變強，雖然愚鈍但也會變得聰明。誠，誠心可以使金石為開，鬼神聽話，鄙陋的譏諷，就是跳進黃河也是洗不清的，那還有什麼可爭辯的呢？”這些話深刻明白，要旨不外是腳踏實地，努力做到自立自強，不以流俗的毀譽為轉移。
曾國荃就任湖北巡撫時，曾國藩給他寫信一封，信中說：“督撫本來不容易做，近來又是多事之秋，必須招募兵員籌措軍餉。招兵則怕失敗而受誹謗，籌措軍餉則怕說搜刮而招致怨恨。這兩樣都容易敗壞聲名，而由此引起紛紛議論，被人參劾的人，常在用人不當。沅浦弟的博愛形同軟弱，在用人上向來失於繁冗。以後要慎重選用賢人，以補救草率的毛病，少用幾人，以補救繁冗的毛病。地位很高但資曆很淺，外貌上貴在溫和恭敬，內裏貴在謙虛禮下。天下的事理人心，我們了解的不深，沒有料到的多著呢，且不可存一點自以為是的思想。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滿，這二條如果都做到了，一定可以免卻咎戾，不失去好名聲。這些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囑咐，千萬不要以為是泛泛的議論而忽視它！”從這裏完全可看出曾國藩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經驗閱曆是有著密切關係的。
他對於社會輿論就是抱著這樣的態度；對於個人的建議，也是抱著這樣的態度。他在給歐陽曉岑的回信中說：“對於集思廣益的做法，本來不是容易做好的事。而在省城裏尤其容易被人欺騙、蒙蔽。每天到我府上來的人，或者上書獻策，或者當麵陳說見解，大體上不出你寫的三條之例。對那些陽驕的人要抑製，然而，又不能因為這樣就完全廢除吐故納新的風氣。重要的應當是自己把握主見，如六轡在手；對外廣泛慢慢的吸收，如萬流赴壑，才是最完善的。我想古人全都應該這樣，而小小的我卻是做不到的。”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辦事，“不固執己見，也不輕信別人的話，必須看準了利害關係後，才放棄自己的意見而聽從別人的。”由此可見曾國藩既不是頑固不化的人，也不是一個盲目屈從的人。
廣加延訪，為國得人
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得其餘”。
——曾國藩
說到求才，我們自然就會想到伯樂和千裏馬的故事，“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而曾國藩在求才時，則是什麼手段都用，他根據不同對象，或結以交情，或待之以誠，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廣為尋訪，延攬當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隸等地都曾這樣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達、程鴻詔、陳艾等人都是通過這種方法求得的。與撚軍作戰期間，曾國藩在其所出“告示”中還特別列有“詢訪英賢”一條，以布告遠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傑之士，山左中州亦為偉人所萃。”“本部堂久曆行間，求賢若渴，如有救時之策，出眾之技，均準來營自行呈明，察酌錄用。”“如有薦舉賢才者，除賞銀外，酌予保獎。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亂，生民或有蘇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後，上《萬言書》，並進入幕府，成為曾國藩進行洋務的得力助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