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之相反，曾國藩認為，以往戰爭經驗證明必須以上遊為“立腳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遊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攻奪安慶尤為關鍵一戰，“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即為克複金陵之張本”。江南大營正是因未據上遊而失敗，如棄安慶不圍，而援蘇常，那就既蹈其覆轍，又打亂皖北部署。同時，他又根據當時形勢，進一步分析不能東援的理由：江南大營以蘇常為根本，蘇常已失，這個“根本”已不存在；湘軍以兩湖為根本，湘軍東援，就遠離可恃之根本，處於無可依托的困境；更為緊迫的是，太平軍在東線獲勝，奪取蘇常後，勢必西征，爭奪上遊。因此，必須“竭五、六兩月之力，辦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戰西征的太平軍。總之，湘軍立即大舉東援，保浙複蘇，在戰略上是錯誤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國藩不願一開始就頂著不幹，給清廷留下不馴的印象。為此，他於1859年6月11日，將大營由宿鬆移至皖南祁門，並奏報立即組建新軍、數月後大舉東援的計劃的兩全之法，即不得罪清庭，又能實施自己的計劃。
這兩次戰略分歧不是偶然的。湘軍集團以湖南為巢穴，以兩湖為立足之根本。且看準了太平天國革命者，在政治上是“竊號之賊”，決不輕棄其“根本”；在軍事上踞下遊，又不能不爭上遊以護其“根本”的特點。故堅持全力圍攻安慶。但建都北京的清廷，對此卻缺乏認識，或根據太平軍北伐的教訓，而偏重北防；或囚江浙是其主要財政收入之地，而重下遊，輕上遊。這就是說，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軍集團則“知己知彼”，故能製定並堅持保上遊，爭上遊，以清下遊的方針。不久的事實證明了這一方針的正確。圍攻安慶，太平軍並未北進；攻下蘇常後，太平軍又未及時進攻浙江。在這種情況下，見識淺陋，慣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清廷，也就欣然聽從曾國藩等自行辦理。後來。攻金陵的戰略部署，清廷也就不再搖控了。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在處理分歧時，不是簡單的頂著不幹，而是在認識上耐心加以疏導，並照顧清廷的尊嚴，在部署時加以敷衍。這樣，就做到既不放棄原則，又不給清廷留下桀驁不馴的印象。
難由己當，功讓人享
大約單獨享受大功名，乃是折損福氣的辦法，和別人分享功名也許是接受福分的途徑了。
——曾國藩
在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人都想通向大成，但是又不得要領，不知從何處人手，直氣得團團轉、渾身冒汗。看看曾國藩通向大成的策略，不免讓人想到許多問題，即為什麼有些人不顯山不露水，突然之間能夠騰空而起。為什麼有些人狂喊亂叫，卻始終默默無聞？從曾國藩身上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一是要善於做人，二是要會策劃人生，三是要會抓住時機。特別是善於做人，非常重要，例如：不要獨霸功名——不要自己總拿“第一名”，讓大家一起向前衝，都是確保自己通向大成的良策。
有難同當，有功獨享，是事業的大忌。曾國藩提出“有難先由己當，有功先讓人享”的觀點，認為“此乃事業之基”。他還把與別人分享功勞當作是減禍之道，是加福添壽之藥方。他的弟弟曾國荃圍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國藩就以此開導曾老九：近日來非常擔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袁差官帶來的信以及給紀澤、紀鴻兩兒的信，字跡有精神、有光澤，又有安靜之氣，言語之間也不顯得急迫匆促，由此，預測老弟病體一定會痊愈，因此，感到很寬慰。隻是金陵城相持時間很久，卻還沒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裏的性情，恐怕肝病會越來越重，我和昌岐長談，得知李少荃實際上有和我兄弟互相親近、互相衛護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奏上朝廷，請求準許少荃親自帶領開花炮隊、洋槍隊前來金陵城會同剿滅敵軍，等到老弟對我這封信的回信(不過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麵上奏朝廷，一麵給少荃去谘文一道，請他立即西進。如果蘇州李軍齊到，而大功告成，則老弟承受其辛勞，而少荃坐享其名。既可以一同接受大獎賞，又可以暗中為自己培養大福。大約單獨享受大功名，乃是折損福氣的辦法，和別人分享功名也許是接受福分的途徑了。如果蘇州李軍雖然到達，而金陵守城敵軍仍然像過去那樣堅守，金陵還是攻不下來，則對我們的責難也可以分散一些，我們的責任也可以稍微輕一些，昨天，我已經給少荃發谘文，讓他派炸炮到金陵會同剿敵，細想起來，老弟的肝病在身，不宜再憂傷兩個月，而餉項也斷然難以支撐到三四個月之久，所以，決定奏報朝廷，請求派少荃前來金陵。蘇州李軍近來也僅能夠開五成的軍餉，並不是供給十分充足，來金陵也不擔心會有誇耀富裕的問題，想來老弟能察我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