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這樣對諸弟說，我們曾家現正值全盛之時，卻不可因幾個銀子而招惹事端。如果讓賢弟去過像楚善、寬五等人那樣的艱苦生活，你能忍受一天嗎？每個人的境遇的厚與薄、順與逆，都是命中注定，即使是聖人也不能自作主張。天既然可以使我們今天處於順達的境地，當然就可以使我們明天處於艱難困苦的處境。
同治兀年(1862)，曾氏家族處於鼎盛時期，曾國藩身居將相之位，曾國荃統領的人馬達二萬之眾，曾國華統領的人馬也達五千之多。曾國荃在半年之內，七次拜受君恩。盡管這還不是曾氏家族最輝煌的時期。麵對如此恩威，曾國藩早已心滿意足，甚至有點喜出望外，他禁不住喟然慨歎：“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
曾國藩不懷慕功名，誌在清淡。這既是個人修身之法，也是家法。
人世間的是是非非、功名利祿，不是你想排除掉就能排除掉的，而是你必須麵對的問題：要知道，世上有多少人都是在是是非非、功名利祿中掙紮的，每天都要絞盡腦汁與各種人過招；這還不夠，還要私下裏練拳法，才能不被打敗。一點功名、一點利祿能引起軒然大波、毀掉多少人心啊！那些讓他唾棄的事，反而讓他鍛煉了眼力。看透天下是非皆由人造。曾國藩的一生中不能缺少“平衡”兩字，他心明眼亮，能容不能容之人，能存不能存之事，這與他深厚的個人涵養有關！一個缺乏深厚自我涵養的人，到哪裏都想顯耀自己，本來自己什麼也不是，卻把自己看成是“惟我獨尊”，碰到得失不平衡，就徹底崩潰了。這些人與曾國藩一生追求的平衡心態相去甚遠，不是一、兩天能夠學會的。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是一位平衡心態的大師，他從來不去做非份之想，因為人之痛苦，絕大多數是由胡思亂想開始的；那些蠅頭小利不在他的盤算之內，他特別能做到不為成喜、不為敗惱，在身處困境時，心態端正．承認不足，治療硬傷。
為“小民生計”著想
若小事處處爭競，則大事或反有放鬆之時，不分大小，朝夕爭辯，徒為彼族所輕視也。
——曾國藩
由於曾國藩的地位，他的處世，不可能隻限於常人之間及日常生活的小事，更會涉及到國家外交等方麵的大事。
曾國藩提出了在對外交涉中須“大事苦爭，小事放鬆”的主張。強調指出：“凡與洋人交際，小事可許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許者，宜始終堅執力爭。若小事處處爭競，則大事或反有放鬆之時，不分大小，朝夕爭辯，徒為彼族所輕視也。”總體說來，中國正“漸圖自強”，為了贏得時間，應當在“堅守條約”的前提下予以力爭。他說：“與洋人交際，豐裁不宜過峻，宜帶渾含氣象。渠之欺侮詭譎蔑視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幾分癡氣者，亦善處之道也。”這就說明，曾國藩的“大事苦爭，小事放鬆”的基本思想運用於外交事務之中，就形成了他有時在有關問題上抵拒抗爭的一麵，同時，又因為總體方針是堅守條約，故又帶有極大妥協性。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以後，國內農民起義尚未鎮壓下去，“中外和好”的局麵開始形成。曾國藩積極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全力鎮壓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之後，必須考慮“禦侮”的問題。其基本設想是：“苟欲捍禦外侮，徐圖自強，非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艱巨，畏縮不為，俟諸後人，則永無一自強之日。”為了爭得十年、或二十年時間的和平環境，在總結前段經驗教訓之後，他強調維持和遵守不平等條約的重要性， 明確指出：“道光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圍繞著以遵守不平等條約為基本準繩而進行的“大事苦爭，小事放鬆”這個中心，我們可以就曾國藩在處理對外交涉中一些具體事例作些分析考察。
關於“華洋會剿”的問題，曾國藩先是表示反對，繼則認為條約所未規定開放的口岸不需外人相助收複，再則，既已借助，就得以禮相待，不能再生枝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