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中國之錢購買外國船隻，由英國人組織艦隊的問題上，曾國藩也表示了“大事苦爭，小事放鬆”的基本立場。
1861年8月，曾國藩曾向清廷上了一個關於購置外國船炮的奏疏，主張用實力武裝水師，以清軍將領主辦其事；他在給友人信函中指出：必須“操縱自如，指揮由我”，每船隻“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習槍習火”。然而，代辦購置船炮事務的英國人李泰國，妄圖以英國海軍大尉阿思本為艦隊司令，艦上全用英國人，陰謀使這支中國購買的艦隊，成為外國人所控製的侵華工具。曾國藩認為，這是喧賓奪主，“前則大掠資財，割剝遺黎，日後則百端要挾，損我國威，”他明確指出：“洋人本有欺陵之心，而更授以可陵之勢；華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處可怯之地。”這種長他人威風，滅自己誌氣的引狼入室的作法萬萬使不得。曾國藩堅持民族大義，維護國家主權，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妥善解決此事的兩條對策。下策是於所購七船中“酌撥數船，與阿思本統帶，配用洋兵。撥數船與蔡國祥（按：蔡氏時為湘軍將領）統帶，配用華兵”；上策是給洋兵“趕即撥給薪工經費，責成阿思本迅速押帶回國，並將狡獪異常之李泰國趁勢革退，不準再幹預中國事務”。至於所費一百多萬兩銀子，要盡數索回。“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屬無關緊要。”應以維護主權為重。在曾國藩等人的“苦爭”和堅決反對之下，“李泰國先生失掉了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之肥缺，阿思本艦長沒有當成一名滿清的水師提督。”
在關於西方列強利用通商條約掠奪中國資財，擴大經濟侵略特權的問題上，曾國藩表現了既在總體上“堅守條約”的一麵，又體現了他即使條約已定，在有關問題上也應“苦爭”和抗拒的一麵。當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英、法、俄等國逼簽的有關條約中的通商條款公布以後，曾國藩對外國商品傾銷中國市場的危害性予以特別關注。他主張改變以大臣“統轄江、楚、蘇、漸、閩，粵六省數千裏之遠”，以至形成“鞭長莫及”的狀況，強化地方政權以應付“白輪船入鄂以來，洋人蹤跡，幾遍沿江郡縣，或傳教於僻壤，采茶於深山”的局麵。
對於洋人以條約為憑恣意擴大條約以外如在中國建造鐵路、私運鹽米販賣剝奪“小民生計”，傳教城鎮鄉村“以邪教誘惑”殘害中國人民之事，曾國藩分別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抗爭。他反複指出：“軍興以來，中國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門迪商，長江通商，生汁日蹩，小民困苦尢告，迫於倒懸。今若聽洋人行鹽，則場商販之生路窮矣；聽洋人設機，則行店囤積之生路窮矣；聽小輪船入內河，則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窮矣。”當他發覺洋商違例私運鹽米，違反條約規定的情況後，憤怒指責英國人“白齊文所犯情罪重大，至今未將該犯交出，即係洋官袒庇之明證。”堅決主張中國“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強調，此後於船隻經過之處：“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後，令洋漢一律嚴懲，”對於洋商無理提出減輕落地稅，加收華商行商稅銀的要求，曾國藩立即照會對方“批駁不行”。隨後，洋商又慫恿公使對總理衙門施加種種壓力，企圖逼迫撤去落地稅，曾國藩一針見血地指出：外國人這樣做的目的，乃是為了能“壟斷獨登”。因為，洋人“惟逐利居奇，是其本性”。建議總理衙門洞察其好，善籌對策。
1867年，當外國侵略者借修約之機，提出在中國設電報、築鐵路等要求時，曾國藩多次在奏折和給友朋的書劄中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他說：“小輪舟、鐵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則以外國而占奪內地之利；自華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強而占奪貧民之利，皆不可行。”又說：“至鐵路、輪船、行鹽、外棧等事，害我百姓生計，則當竭力相爭；”因為，在“今日中國多事，洋人方張，我不能因曲徇和議，而不頤內地生民之困”。他在這個問題上總的“力爭”方針是，作為一個中國官吏，應在對外交涉過程中極力為“小民生計”著想，這是天經地義之職責所在。他說：“總就小民生計與之切實理論，自有顛撲不破之道。”如果洋人爭辯不休，要挾多端，也要力爭。“即使京師勉強應允，而中國億萬小民窮極思變，與彼為仇，亦斷非中國官員所能禁止。中國大臣為中國之百姓請命，不患無辭置辦，甚至因此而致決裂”也不要怕，因為“我以救民生而動兵，並非爭虛議而開釁，上可以對大地列聖，下可以對薄海蒼生”。所以，在這方麵之利一定要爭，“中尤所懼，後無所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