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到京師的最初幾年，也是一個凡夫俗子，沒有什麼特殊之處。他每天應酬特別多，這並不是他官做大了，應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沒事找事”，消磨時光。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庶吉士散館（相當於進士再深造後的結業），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國傳統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輕地方，雖然中央的俸祿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結交朝中大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屬於“天子近臣”，如果一個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會脫穎而出，升遷的機會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則不然。按過去的體製，任地方官有衝、繁、疲、難的區分，“疲”，說白了就是窮地方，在這個地方很難幹出成績。與曾國藩前後任進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說明問題，他在貴州一幹就是九年，後來，胡發誓寧願出外當慕僚起家，也不願繼續留在貴州效力。胡出貴州時隻是個道員，而曾國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國藩留在翰林院後，“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想，不覺過了四十餘天”。此後的一段時間，除了給家裏寫一封信商議家眷來京之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每天都是送往迎來，吃酒、讀書、閑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記》每天都在“檢討”，但每天都會故伎重演。顯然這種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無益於自己的目標，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員，讀書養望、切磋交往是“本職工作”，本無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發日子，終究養不成經世的韜略。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國藩讀了《易經？損卦》後，即出門拜客，在杜蘭溪家吃了中飯，隨即又到何子敬處祝賀生日，晚上又在何宅聽了昆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的日記又充滿自責，說“明知（何子敬生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記》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決心一再下，行動依然如故。當月的二十四、二十五兩天，京城刮起大風，曾國藩“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痛改舊習，則何必寫此冊？”
曾國藩認識到“往來征逐”，就是浮躁，這已成為他的二大病根之一了。他雖強迫自己靜下來，坐下去，但讀《易經》中的《旅卦》、《巽卦》卻一無所得，甚至連“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什麼。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一樣，是何為者？平生隻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誌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為什麼如此交遊往來，無非是“好名”，“希別人說自己好”。並說這個病根已經很深，隻有減少往來，“漸改往逐之習”。
曾國藩除了往來吃請、征逐日月之外，還有一個“喜色”的毛病。
《日記》中記載這樣幾件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的一天，曾國藩的一位朋友新納一小妾，年方十四，人稱貌若桃花。曾國藩與一幫文人朋友談詩論賦之餘，不免也常談東家美媳，西家婆娘之類所謂“渾話”。這對本不緊張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種調劑。曾國藩得知他的朋友納姬甚美後，心中羨慕不已，一次借故到朋友家，曾國藩先聊了點學問，隨後稱讚這位朋友的“豔福”不淺。這還不算，曾國藩還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願，但曾國藩“欲強見之”，無奈，朋友隻好將新過門的姬妾呼之而出。曾國藩還當麵說了些挑逗的話，令人很難堪。當天的《日記》寫道：“押褻大不敬。在岱雲處，言太諧戲。年中有遊思。”從曾國藩所記“大不敬”而言，他肯定有出格的舉動。岱雲是他的另一位好友，由於曾國藩沒有忘情他的“狎褻”之舉，因而他說的話都是“諧戲”之語，甚至在回家的路上，還浮想聯翩。
數日後，曾國藩聽說在菜市口斬一位武臣，別人邀他一同看熱鬧，曾國藩“欣然樂從”，連殺人這樣的事都願看，曾國藩覺得自己成不了理學家，“仁心喪盡”，走在路上很後悔，但當著眾多朋友的麵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歸”。他說自己“曠日荒謬至此”。
曾國藩雖然沒有看斬殺武臣，但回去後卻怎麼也靜不下來。他又沒事找事似地，到雨三的家中，當時雨三本來很忙，但曾國藩東拉西扯，非要談談“渾”。《日記》說：“談次，聞色而心豔羨，真禽獸矣。”從雨三處出來，已是很晚，曾國藩仍不願回家，又到子貞家中，三更而歸。
曾國藩的妻子歐陽氏身體不是很好，時常患病。一次曾國藩參加進士同學的團拜，由於所拜之家鍾鳴鼎食、姬妾如雲，這使曾國藩“大開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東張西望，頗失大雅。《日記》說：“是日，日屢邪視”，“恥心喪盡”，當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後，惶然不適。加之妻子鬧病，因此“入夜心情不暢，又厭聞呻吟聲”。白天的佳麗美景與病榻上的呻吟之聲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國藩無法忍受，乃出門到朋友處聊天，“更初歸”：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國藩請吳竹如來診視，由於周身為私欲所填塞，曾國藩的理學功夫大減，一聽別人談論理學，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請吃酒之事打發時光，他倒很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