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1840）是曾國藩而立之年。“彈指人間三十春”，歲月匆匆，懷抱“無窮誌願”的他或該有所作為了吧！
5月18日，曾國藩迎來了庶常館散館考試之日，題《正大光明殿賦》，詩題《賦得“人情以為田”》。次日出單，得二等第19名，授翰林院檢討。檢討雖是小官，品秩不高（從七品），但卻是曾國藩入仕為官的開端。由此而起，他春風得意，左右逢源，仕途一帆風順，扶搖直上，不到十年連升十二級，成為二品大員，可謂幸運之至了。我們不妨順著曾國藩的《家書》、《日記》，勾勒出一幅“曾國藩的升官表”。
道光二十一年（1841）11月8日，派國史館協修官。
道光二十三年（1843）4月9日大考翰詹（翰即翰林院，詹即詹事府，原為皇室服務機構，雍正後與翰林院同為“儲才重地”，性質完全一樣，故並稱“翰詹”），臨考前，曾國藩如坐針氈，倉皇失措。他在《日記》中寫道：“初十日大考，聞之甚覺驚惶……恐進場難完卷也。”曾國藩何以如此“驚惶”？
原來，道光年間最重翰詹，翰詹得第，要不了幾年，不是總督、巡撫，便是尚書、侍郎，所以，有人說，道光朝“好用翰詹，牧守缺放以翰詹，司道缺升以翰詹，督撫缺補以翰詹，一似翰詹皆能文能武者”。反之，一旦大考失敗，成為“窮翰林”、“黑翰林”，前途就渺茫了，因此，大考翰詹，對“天子門生”、“玉堂神仙”的翰林們來說，簡直成了命運攸關的大事，豈敢等閑視之！大考俗稱“翰林出痘”，升黜所係，麵對大考，無不誠惶誠恐，有詩雲：“金項朝珠掛紫貂，群仙終日任逍遙。忽傳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饒。”難怪曾國藩聞考失色，不知所措了。向來大考，一般六年一次，距上次大考僅滿四年，也大出曾國藩意料之外，因此，感到太突然。
這次大考，曾國藩的“成績”完全出乎他自己預料之外。4月12日，忽得喜訊，曾國藩名列二等第一。第二天，以翰林院侍講升用。曾國藩喜不自勝，4月22日在給祖父母的信中說：“湖南以大考升官者，從前惟陳文肅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編修升侍讀，近來胡雲閣（胡林翼之父）先生二等第四，以學士升少詹，並孫三人而已。孫名次不如陳文肅之高，而升官與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那種得意之形，顏喜之狀，如在目前。
清代官員的官階分為九品，每品之中，又有正、從之別，人稱“九品十八級”。如果說曾國藩初官翰林院檢討，為從七品，那麼，翰林院侍講就是從五品了，三年之中連躍四級，官升得不可謂不快。此後，曾國藩更是官運亨通。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10月24日，道光帝禦門，曾國藩再升翰林院侍講學士（從四品）。皇上每年禦門不過四五次，在京各官出缺，往往在禦門之日簡放、補缺。曾國藩至此有三次升官（另外一次是1月14日轉補翰林院侍讀），是禦門時特耀的，這不能不使他感到“天恩高厚，不知所報”了。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7月13日，曾國藩再“蒙皇上破格天恩”，榮膺高官，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內閣學士為從二品，如兼侍郎銜，就是正二品，難怪曾國藩在《稟祖父》書中說：“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這年他僅37歲，“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了。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2月14日，曾國藩升授禮部侍郎，此後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人稱“侍郎專家”。
曾國藩從1840年入仕為官，到1847年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八年間連躍六品十二級，這在當時是不多見的。這對生長在深山野嶺、從黃土地裏走出來的曾國藩來說，可謂“朝為田舍郎，幕登天子堂”，這是曾國藩特別感到自負的。仕途如此順遂，連曾國藩本人也感到意外，他在給友人陳源兗（字岱雲，湖南茶陵人，曾任江西吉安知府、安徽池州知府）信中不無坦白地說：
“回思善化館中，同車出入；萬順店內，徒步過從，疏野之性，肮髒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人，亦未敢為此不近情之稱許。”
曾國藩如此飛黃騰達、官運亨通，當然不無原因，這原因有內在的，也有外在的。所謂內在的原因，即曾國藩本人學有專長，為士林所嘉許。所謂外在的原因；說俗了就是朝中有人幫忙。“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人”就是要有後台，不然，能耐再大，沒有機緣，也是枉然，這是帝製時代的一大特色。曾國藩官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有人”緣引，這個人就是紅得發紫的朝廷重臣穆彰阿，因此，對穆、曾關係及穆在曾“速化”過程中的關鍵作用不能不作些考察。
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樸，號鶴舫，別號雲槳仙人，滿洲鑲藍旗人。1805年（嘉慶十年）中進士，由翰林累官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兵部尚書、吏部尚書、文淵殿大學士等，最受道光皇帝信任，任軍機大臣達20餘年之久。雅片戰爭中，他包庇走私煙販，阻撓林則徐禁煙，誣陷林則徐、鄧廷楨，主張妥協投降，支持耆英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