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朝，“穆相最為貪黷”，後有人作詩雲：“名徇權利，昔聞順與彰”，把穆彰阿及肅順視為招權納賄的典型。穆彰阿不僅貪，而且頗善於玩弄權術，對上以欺罔蒙蔽為務，對下一意結黨營私。史載，穆彰阿“自嘉慶以來，典鄉試三，典會試五，凡複試、殿試、朝考、教正庶吉上散館考差，大考翰詹，無歲不與衡文之役”。他正是利用衡文大權，網羅私黨，培植親信的，以致於門生故吏遍布朝野，人稱“穆黨”。1838年，曾國藩三上春鬧，穆彰阿為春鬧大總裁，二人從此有了師生之誼，曾國藩亦從此成為“穆黨”中人。在曾國藩《日記》中，曾、穆交往的記述，不絕如縷。穆位高權尊，曾托庇於他，是順理成章的，而曾既有才，當然，還有幾分阿諛奉迎的本領，自然深受穆的賞識。184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為總考官，交卷後，穆彰阿便向曾國藩索取應試詩賦，曾國藩隨即回住處謄清，親自送往穆宅。這次拜訪，成為曾國藩飛黃騰達的新起點。在此之前，曾的秩品一直滯留未動，從此之後，幾乎年年升遷，歲歲加銜，五年之內由從七品一躍而為二品大員，前後的變化是極為明顯的。一些稗史曾對曾國藩官運的這一轉機作過生動的描述：“一天，曾國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見的諭旨，當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暫歇。第二天到了皇宮某處，卻發現並非往日等候召見的地方，結果白白等了半天，隻好退回穆宅，準備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問曾國藩說：‘汝見壁間所懸字幅否？’見國藩答不上來，穆悵然曰：‘機緣可惜’。因躊躇久之，則召幹仆某諭之曰：‘汝亟以銀四百兩往貽某內監，囑其將某處壁間字幅炳燭代錄，此金為酬也。’明晨入覲，則皇帝所問皆壁間所懸曆朝聖訓也。以是奏對稱旨，並諭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誠然。’”從此以後，曾國藩便恩寵有加，平步青雲。不難想見，穆彰阿在曾國藩升遷過程中，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若不是穆黨中人，他怎會有“速化”若此的官運！
1850年，道光皇帝崩逝。鹹豐皇帝即位後，穆彰阿被罷免，永不敘用，曾國藩似乎沒受到牽連，因此，有人認為曾國藩不算穆黨。但整個鹹豐年間，清政府對他時冷時熱，忽信忽疑，遲遲不願把地方督撫大權交給他，使他在政治上事事棘手，處處碰壁，似乎又說明與“穆案”有關！
立式大智慧
“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人”就是要有後台，不然，能耐再大，沒有機緣，也是枉然，這是帝製時代的一大特色。曾國藩官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善結人緣，“有人”緣引。
保持自己的晚節
凡做大官，處安榮之境，即時時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謂富貴常蹈危機也。……平世辭榮避位，即為安身良策。亂世辭榮避位，尚非良策也。
——曾國藩
晚年的曾國藩心情十分矛盾，他不想做官，可又不能不做；他想一長疏請辭，而語氣又不能太硬，可語氣不硬，又怎能獲得恩準；即使獲得恩準，萬一戰事又起，他不也還是被征召麼？前後不能，進退兩難。
曾國藩為什麼不願做官？他有三條理由：一是“督撫不易做，近則多事之秋，必須籌兵籌餉。籌兵則恐以敗挫致謗，籌餉則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壞名聲。”二是自己“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不能不縮手以釋群疑。”三是他認為“凡做大官，處安榮之境，即時時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謂富貴常蹈危機也。……平世辭榮避位，即為安身良策。亂世辭榮避位，尚非良策也。”
於是，他上疏告病請求退職，李鴻章聽說後寫信告訴老師：“奏章的語氣不可太堅決，這樣除了讓人覺得痕跡太重沒別的用處，而且，未必馬上就能退職，即使退職一二年，其他地方若發生戰爭，仍然免不了被皇上征召，到那時就更加進退兩難了。”曾國藩覺得他學生的這些活都切中事理，這使他陷入思考之中。他想到了這樣一個辦法，他在一封信中寫道：
“我決計今後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隻求在軍營中照料雜事，維係軍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這樣，或計可以避免大禍大謗。如果遇上小小的凶咎，我也隻好聽之任之。”
在給弟弟曾國荃的信中，他也陳述了不能逃避的看法：
“我們兄弟蒙受國家厚恩，享有赫赫大名，終究不能退藏避事，也隻好像以前所說的那樣，將禍福毀譽置之度外，坦坦蕩蕩，行法俟命而已。”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隻求能將自己閑置起來，不進不退，小露不藏，這樣既可以消除心腹們的後顧之憂也可以避免其他同僚的閑言碎語；既不至於讓皇上為難，也不至於讓自己處於被動之中；既可以保持自己的晚節和清譽，又可增加自己的體恤皇上的名聲。真是一箭數雕！
表現欲不要太強
人隻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現出來，以顯示與別人的不同。爭強好勝的人這樣，追逐名譽的人更是這樣。
——曾國藩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個人老是自以為是，以自己為中心，處處爭強逞能，不給別人以表現和施展的機會，那麼別人很快就會對他產生反感，將來一起合作共事的結果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