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事發生在清朝。康熙時吳三桂等坐鎮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議康熙撤藩。大學士明珠也讚成，但另一位大學士索額圖反對。康熙認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決定撤藩。吳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亂。最多時已占領了江南大部分省分。這時，索額圖建議殺掉提出和讚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為然。經過八年的戰爭，最終平定了三藩之亂。
曾國藩認為：“此三案者最相類，或誅或宥，或成或敗，參差不一。士大夫處大事，決大疑，但當熟思是非，不可泥於往事之成敗，以遷就一時之利害也。”
曾國藩還通過觀察，得出亡國之君從其一些做法上能夠看出來。唐昭宗的例子他認為最能說明問題。
唐昭宗時王室衰落，地方軍事統帥各自擁有重兵，對抗中央。昭宗想有所作為，想發兵討伐李茂貞，並責成宰相杜讓能主持軍務，杜讓能再三辭謝，言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也不能弭七國之禍。不久，李茂貞進逼興平，朝廷禁軍敗潰，京城大震。茂貞上疏請誅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昭宗涕下不止，曰：與卿決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不久賜自盡。曾國藩認為“斯則無故受誅，其冤有甚於晁錯、齊泰、黃子澄。昭宗既強之於前，複誅之於後，此其所以為亡國之君也。”通過對曆史的反思，曾國藩開闊了自己的胸襟，對過去的事很後悔，他說：國藩在軍時，有一時與人定議，厥後敗挫，有時將過錯歸咎於人，有時還露出不滿的樣子，都是因為見理未明的緣故耳。”
曾國藩還通過石敬瑭反唐之事，得出“事敗歸咎於謀主者，乃庸人”的結論。他說：後唐潞王慮石敬塘之將反，李崧、呂琦勸帝與契丹和親，薛文遇沮之。帝欲移石敬塘鎮鄆州，文遇全力讚成。厥後敬塘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見薛文遇曰：我見此物肉顫，幾欲抽佩刀刺之。曾國藩得出結論說：大氐事敗而歸咎於謀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在審視以往的中國曆史時，尤其是重大曆史關頭時，往往成功與失敗並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敗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處大事、決大疑，不可拘泥於往事之成敗的重要論斷。
保持倔強以砥勵誌向
修身養性以少惱怒為本，辦事以能夠得歡心為本。
——曾國藩
俗話說“大人有大量”，“宰相肚裏能撐船”，說的是胸懷、氣度。人的職位越高，氣度應該越大，二者是正比關係。曾國藩最愛讀《資治通鑒》，他十分欽佩唐代宰相，認為都有胸襟，所以，國家氣運旺盛。他總結了開國宰相與中興宰相的不同，認為，前者必須見識遠略，有大胸襟、大氣度。中興宰相則側重於具體事務，一步一個腳印，穩紮穩打。曾國藩還特別注意到：古往今來的大失敗者包括那些英雄們，也都敗在不能“降龍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製，沒以氣度。
1863年3月9日曾國藩在給他的九弟的信中說：
肝氣來時，不僅不能心和氣平，而且絲毫無所恐懼，確有這種情況。別說你處於盛年這樣，就是我逐漸衰老，也常有肝火不可遏製的時候。但應強迫自己抑製，製住怒氣，也就是佛家所講的降龍伏虎。龍就是火，虎就是肝氣。多少英雄豪傑小能過此兩關，也不僅是你我兄弟這樣。關鍵要抑製，不讓他過盛。降龍養心，伏虎養肝。古聖賢所講的去欲，就是降龍；所講的戒怒，就是伏虎。儒家、佛家理論不同，然而在節製血氣方麵，沒有什麼不同，總不讓我們的欲望戕害我們的身體，性命罷了。
至於倔強二字，卻不能少。建功業寫文章都離不開倔強，否則，柔靡二字一事無成。孟子所講的至剛，孔子所講的貞固，都要靠倔強養成。我們兄弟都繼承母親的性格頗多，好處也正在倔強。如果能製住怒氣以保養身體，保持倔強以砥勵誌向，就會前途無量。
在他的弟弟處於危難的時候，曾國藩又以去忿欲和存倔強以勉勵。他在1864年5月25日《致沅弟》信中說：
在我的中庭有八塊堂匾，它的跋中說：修身養性以少惱怒為本，辦事以能夠得歡心為本。弟積勞成疾，應當特別注意少惱怒。紀澤對待你像侍候父親那樣，你應當感到特別高興才是。
數日後曾國藩再次給其弟國荃寫信：
初十日接到你初七日申時來信，對我初四日所談蘇州、上海整頓糧餉一事，分析規劃得非常詳細明白，高談闊論，可慰可敬。弟近年來在我憤怒和激動的時候，總是好言相勸；即使弟弟自己發生憤怒和激動的時候，也常常馬上收斂。用這種看法推知弟的道德和器量是不可限量的，後福也是不可限量的。大致擔任國家大事的人必須有氣度，憂慮之氣積於心中就變成了負擔，所以說，倔強到了極點，就不能不流露出憤怒和激動。以後，我們兄弟動氣的時候，彼此之間應該互相勸誡，保留住倔強的品質，除去憤怒激動的情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