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倔強，在他兵困祁門時有充分的表現。1860年，曾國藩駐紮在祁門。當時安徽南北十室九空，從金陵到徽州八百餘裏，遍地都是太平軍，沒有哪一天沒有戰鬥。徽州剛失陷時，休、祁一帶大為震驚。有的人勸曾國藩將軍營移到別的地方，他說：“我初次進兵，遇到危險就退卻，以後的事情怎麼說呢？我離開這裏一步，就沒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倔強！敵軍到後，四麵圍攻。他親筆寫下遺囑，營帳上懸掛佩刀，從容布置迎敵，沒有改變平常的態度。死守了二十來天後，征召鮑超一起大戰一場，將敵軍驅趕到嶺外，他的幕僚曾總結說：以十餘年來共同誅殺未果的狂妄“敵軍”，曾國藩領軍四年，就依次予以蕩平，都是因為祁門剛開始時的倔強和不膽怯，才能夠使敵軍膽寒，而振作士氣。
當曾國藩的弟弟也麵臨著他那樣最需要倔強的時候，他及時地送去了，他說：
“難禁風浪”四字條幅已完好歸還，我很高興。古來豪傑皆以這四個字為大禁戒。我們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無剛四字當做大的羞恥。因此，男兒立身行事，必須有倔強的大丈夫氣概，僅幾萬人被困於城下，士氣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數萬人的剛氣，而長久不使它消沉下去，這正是你比別人高明之處，更應當在這些地方下些功夫。
曾國藩說：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但強毅與剛愎不同。古人說：自勝強。曰強製，曰強恕，曰強好，皆自勝之意。如不習慣早起，而強製天未亮即起；不習慣莊重尊敬，而強製參與祭祀儀式；不習慣勞苦，而強製與士兵同甘共苦，勤勞不倦，這就是強。不習慣有恒，而強製自己堅定地持之以恒，這就是毅。不這樣做卻以氣勢勝人，是剛愎。二者表麵相似，其實有天壤之別，不可不察，不可不謹。
曾國藩在處世中把大度與戒怒、寬容與倔強揉合得如此貼切，而又把強毅與剛愎區分的如此明晰，真可謂處世之楷模。
曾國藩還把度量的大小列為區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標尺。他說：“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展；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他以此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重要指導思想。
不顧是非的掣肘，是常見，並最易引起相互報複而結仇的現象。曾氏在麵對這類情況時。正是秉著宏其度、反求諸己的精神去處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撫沈葆楨因厘金分配問題發生爭執，沈要扣下應解湘軍的厘金自用。除了雙方上報朝廷裁定外，曾氏這樣解剖自己：“日內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為忿恚。然細思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已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礪我之德性，其庶幾乎！”當時，曾國藩正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的身份統轄包括江西在內的四省軍務，巡撫也歸其“節製”之列。此事，雖最後由朝廷裁決，但其嚴於責己的精神無疑是可貴的。隻有具備了這種精神，才能更易於與人精誠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立世大智慧
建功業寫文章都離不開倔強，否則，柔靡二字一事無成。孟子所講的至剛，孔子所講的貞固，都要靠倔強養成。我們兄弟都繼承母親的性格頗多，好處也正在倔強。如果能製住怒氣以保養身體，保持倔強以砥勵誌向，就會前途無量。
咬牙立誌、徐圖自強
然困心橫慮，正是磨煉英雄玉汝於成。能夠承受壓力、承受打擊，即自勝之力甚強，是成大事者必備要義之一。
——曾國藩
自勝之力，就是人的忍耐力，是人能夠克服困難、承受打擊的基本素質。曾國藩通過閱讀古代典籍，認為，能夠承受壓力、承受打擊，即自勝之力甚強，是成大事者必備要義之一。一般而言，人都有承受壓力和困難的潛力，但能否承受大的壓力和困難，就是識別一個人能否勝任做大事的標準之一。曾國藩晚年回憶說：平生受盡屈辱和謾罵，但矢誌不移。後人評價曾國藩“堅忍成功”表達的是同樣的意思。
梁啟超就說過：凡古來能成大事的人，其自治力、忍耐力必定是很強的。歐美各國的人不必議論，古代的人不必議論，就說最近之人吧。曾國藩自少年始就有吸煙和晚起的毛病，後來，他決心改掉這個毛病。開始時毛病很頑固，很難改掉。曾國藩視之如大敵，決心徹底克服才肯罷休。曾國藩以後能率湘軍攻克盤踞金陵十餘年的太平軍，與他能改掉十餘年的陋習是同一種精神去處理的。
曾國藩就是這樣一個人，麵對別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譏諷、嘲笑、輕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好漢打脫牙和血吞，咬牙立誌、徐圖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