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在給他弟弟的信中曾說：“古代能辦成大事的人有二條，目光遠大和考慮細密二者缺一不可。弟在考慮細密方麵，精力比我強。軍隊中的器械，稍微精良的，應該另立一冊，親自登記，交待給一個可靠的人。古人用鎧甲武裝的鮮明作用，具有威震敵人顯示威風的重要性，常可取勝。劉峙衡對於火器經常維修保養，對刀矛就全不講究。我曾經派褚景明去河南采購白蠟杆子，又置辦腰刀，分別賞給各將領和頭目，他們很是喜愛和重視。弟一定留心這件事，這也是綜合治理的一項內容。至於規模宜大，弟也是講求要達到的。但講究闊大的人最容易混入散漫的一路，遇事顢頇，毫無條理，就是再大，那又有什麼可寶貴的？等級不亂，可以長久，器量宏大，就沒有流弊的了。”
就軍事來說，軍事計劃最好是規模遠大；整理軍營內務最好是綜理細密。不但要從“大處著眼”，還必須從“小處下手”。他曾經說治軍應當“認真對待小事”，意義就在這裏。他還說：“治軍必須腳踏實地，注意小事，才可以每日有功。”
在給吳竹如的信中，曾國藩也說：“近年在軍隊裏的經驗多了，更知道天下的事應當從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陸氏強調說：‘首先立下大誌向的人’，如果不輔之以朱子所說的‘銖積寸累’的功夫，那麼，下梢就會完全沒有把握。所以，曾國藩治軍，摒去一切高深神奇的說教，專在粗淺纖悉處下功夫。雖然遵守這一條不會取得大的功效，但從自己鈍拙考慮，那麼，還像遵守約法那樣去做。”
曾國藩在軍事調度方麵，常從大處著眼。他對於軍事計劃，雖然講究規模遠大，但仍然以穩妥可行為主，不致於流入散漫的那一路貨色。如他在給左宗棠的回信中說：“我們凡是進行軍事調度，都要考慮我們的力量夠不夠，同時，也要考慮我們的智慧夠不夠。”
在給李元度的回信中說：“對於大的調度，在危急的情況下，特別要注意保住全軍的士氣為主。孤軍無援，糧食和物資都供應不上，奔波疲憊，都會造成散亂，這是必然導致失敗的道理。”
正因為曾國藩“規模遠大”，他率先設立水師，並堅守長江中遊，與太平軍打陣地戰，寸土不讓，寸土必爭。也正因為如此，他敢於拒聖旨，不派鮑超入援京師，因為鮑軍一撤，對太平軍的多年持久戰可能流於失敗。這些都是大的方麵。從綜理密微而言，曾國藩做得更多，幕僚們讚歎他細微，任何小事都瞞不過他。
成就大事，須宏闊與細微兼有，也即要有遠大規劃，又要從具體事做起，這一點對毛澤東影響頗大。
在《講堂錄》中有這樣的話：“夫善，積而成者也。是故萬裏之程，一步所積；千尺之帛，一絲所積。差一步，不能謂之萬裏；差一絲，不能謂之千尺。朱子學問，銖積寸累而得之，苟為不蓄，則終不得矣。”這段話，便出自曾國藩《雜著？筆記二十七則》中《克勤小物》條。原文是：“古之成大業者，多自克勤小物而來。百丈之樓，基於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積也；萬石之鍾，一銖一兩之所累也。……陶侃綜理密微，雖竹頭木屑皆儲為有用之物。朱子謂為學須銖積寸累，為政者亦未有不由銖積寸累而克底於成者也。”
從《講堂錄》中，又可以看到曾國藩著述對青年毛澤東的強烈影響，這又集中體現在曾國藩的務實學風和思想修養方麵，足以引起毛澤東的追慕和效法。例如，《講堂錄》有“滌生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者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接著便又記有：“真精神實意做事，真心求學。”這後麵的“真精神”很可能就是毛澤東對曾國藩“厚實”兩義的概括，並且，是足可效法的務實精神。這種務實精神，也是隨後毛澤東踏著人生實際說話，和五四時期接受胡適研究具體問題的主張而試圖成立“問題研究會”的思想基礎。
立世大智慧
成就大事，須宏闊與細微兼有，也即要有遠大規劃，又要從具體事做起，常從大處著眼。雖然講究規模遠大，但仍然以穩妥可行為主，不致於流入散漫的那一路貨色。
剛柔明強，老墨並用
“倔強”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此二字貫注其中，皆從“倔強”二字做出。
——曾國藩
曾國藩一再強調“強”字自“明”出。在智慧處求強，在自修處求強，這樣才能使人堅挺地挺進。他始終主張持之以恒，絕不灰心泄氣，絕不矯揉造作，一如既往。然而，在功名漸盛、地位漸高的時候，則其勢不同，就需要持盈保泰，恬退謙謹了。他雖說“亦漸老於事，鋒芒鈍矣”，實則故樂謙德，“喜聞迂直之言”，而以貞固自守。
“悔”、“硬”二字訣，是曾國藩立身處世思想之化境。照一般的解釋，總認為曾國藩悔悟其往日強矯之非，而毋認柔道行之了。其實是他“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和“取人為善，與人為善”的對立一致之合。悔是“悟”的意思，“明”的意思，覺悟出真道的微妙處，知“自己全無本領”，正見得自己“本領甚大”。“能立”、“能達”、“不怨不尤”，方剛柔體用之極致。曾國藩還說：他兄弟不明白悔字的奧妙，而趨於消極，乃用一硬字訣的“挺”字來救濟。梁啟超先生所謂：“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艱苦卓絕”；龍林蓀先生所謂：“雖極人世艱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雖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奪其誌”，都見出一個硬字來。故曾國藩晚年，仍謂：“‘倔強’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此二字貫注其中，皆從‘倔強’二字做出。”又說，他兄弟皆稟母德居多，好處是天性“倔強”。他雖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這正是以挺(強硬)為體，以柔(謙悔)為用，合禹墨老莊為一途，以成中庸之道。一般人都不明白這種道理，所以，對於曾國藩的思想常有不甚正確的推論。如《水窗春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