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甚至把這套“主客論”進而推到了戰略問題上。他批評江南大營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對於“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向榮、和春專注金陵一隅，而不顧對金陵上遊的爭奪，在江北，連與江浦、六合緊連的和州、無為一帶也不去占領，安慶、廬州更不在他們的戰爭全局的投影之內。在江南，對與江南大營毗鄰的皖南地區，未力加控製，以鞏固大營的後方。這叫作全失內外之勢。與此同時，向榮、和春又根據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閩、援皖、援江北，近者數百裏，遠者二三千裏，援軍四馳，轉戰不歸”，被太平軍各個擊破。如馮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營，幾被全殲於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餘人全部被殲於揚州，張國棵大敗於浦口，周天培部全軍覆滅。僅這兩次戰役，共損失“兵勇一萬數千名，精銳失之過半”。這叫作全失主客之勢。江南大營的內外、主客之勢之所以全失，曾國藩認為，這是因為向榮等“不能從大處落墨，空處著筆也”。
曾國藩之所以強調後發製人，是與當時戰爭中的主客觀條件有關的。蔡鍔分析說：“其時所對之敵，並非節製之師、精練之卒，且其人數常信於我”，“兵器未如今日之發達，又無騎、炮兩兵之編製，耳目不靈，攻擊力複甚薄弱”，“所以，戰術偏重於攻勢防禦，大概有因時製宜的法則”。所以，曾國藩的“穩慎”棋是一種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對待戰爭中的快慢問題，主張慢中求快；對待戰爭中的戰守問題，主張先守後戰；對待戰爭中的靜動問題，主張以靜製動；對待戰爭中的主客問題，主張以主待客，這些都是以“穩慎”二字為出發點來立論的。
主張以“緩” 字取勝
昔人雲：“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誠積於畢生，神誌寧於夙昔，豈能取辦於臨時哉。
——曾國藩
一個人通向大成要有一個過程，不可求快，因為太快容易摔倒；也不能太慢，太慢容易讓人搶先。要想掌握快慢結合的節奏，要看兩點：一是時機，二是實力。曾國藩知道槍打出頭鳥的道理，因此，自己在通向大成的過程中，牢記“欲速則不達”。
凡事急於求成，應該說是很多人的通病。對此，我們似乎應從曾國藩的成功學中汲取點有價值的東西。
曾國藩主張“緩字取勝”，通俗的說就是“慢功夫”。政治家的功業不是一天建立起來的，同樣，成就大事業、大學問，獲得大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膚淺的人談論他人成功，隻看其一、二件驚天動地、不同凡響的事，就以為他的成功原來就是因為如此，那就大錯特錯了。農夫收獲莊稼，士人積累學業都是積之數年而有成的。如同鳥類伏在卵上，晝夜不舍，用體溫使卵內的胚胎發育成雛鳥，像燕子營造巢穴，日積月累方才堅固一樣，強調的都是慢功夫。
曾國藩由事物的生長道理，聯係到治學、練習書法也當如此，他以練字須下苦功，不可求速效為例，教訓他的弟弟說：
你臨柳帖《琅砑碑》，如果學其骨力，就會失其結構，有其間架結構，就會掌握不住它刮摩的功力。古帖本來就不好學，而你學習不過半月時間，怎麼能各方麵都掌握住，收效那麼快呢？
我以前學顏柳帖，每一次臨摹就是數百張紙，可仍是一點也不像。我四十歲以前在北京所寫的字，骨力和間架都不好看，自己都感到太不好而自覺慚愧。四十八歲以後，練習李北海《嶽麓寺碑》，經過八年之久，數千張紙的臨摹，才有了一些進步。今天你用功不滿一個月，哪能一步登上神妙的境地呢？對於一切事情都要下一番困知勉行的功夫，你不可求很快出名，很快就見成效。以後每日練習柳字百個，單日用生紙臨，雙日用油紙摹。臨帖要慢，摹帖要快，專門在學其間架結構上下功夫。數月之後，手會變得越笨，字會變得越醜，興趣也會越低，這就是所謂的困。困時切記不要間斷，熬過這一關，就可有些進步了。再進再困，再熬過這一關，就會大有進步了，就會有亨通掌握之日。不僅是練字，做什麼事都有極困難的時候，隻要克服困難堅持下去，就是好漢。我給你布置的功課並不多，每日練習一百個字，讀五頁《通鑒》，背誦熟書一千字(或經書或古文、古詩，或八股試帖，總是高聲朗誦)，逢三日做一篇文章，逢八日做一首詩。這些課非常簡單，每日用不了兩個時辰就可做到，將看、讀、寫、做四方麵的任務都完成。餘下的時間你可自己進行安排。
進而，曾國藩更深刻地體會到，古聖賢豪傑，多由強做而臻絕詣，他說，昔人雲：“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誠積於畢生，神誌寧於夙昔，豈能取辦於臨時哉。
曾國藩並引古代的事體來談自己的體會。魏安厘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以魯仲連對。王曰：“魯仲連強做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做之，做之不止，乃成君子。
立世大智慧
做必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餘觀自古聖賢豪傑，多由強做而臻絕詣。然而，這種“強做”，絕不是急於求成的揠苗助長，而是大功之前的奮力營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