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自己本份的事
我們家正處於豐盈的時期，不必等到天來平、人來平，我與諸位弟弟應當設法自己來平。自我限製、自我克製、自我鉗製、收斂鋒芒，韜光養晦、以逸代勞，以靜製動。
——曾國藩
曾國藩不求十全十美，隻求平穩退路。認為平定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則聽之任之。而關鍵是怎樣收場。他認為：“嚐觀《易》之道，察盈虛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意思是：我曾觀察《易》經中講的道理，考察盈虛升降的原因，才知道人不可能沒有缺陷。
積聚心力，放眼紅塵，是聖人所為。曾國藩自從“特開生麵，赤地新立”，拉起一支從團練改編而成的軍隊——湘軍時，便洶洶然地衝在對抗太平天國革命的最前列，此時，他完全被維護皇朝的義務感，和炫耀自己的功業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後的征戰生涯中，不僅戰事棘手，屢屢受挫，而且，也時常受到來自清政府內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謂身陷煉獄，艱難備嚐，但他都竭蹶經營，“咬牙立誌”地堅持下來。在鹹豐七年(1857)回家守製時，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軍出征以來的經驗教訓。因此，當他在次年再次出山時，則變得十分注意自我克製，特別注意調整自己和清廷之間的關係，尤其注意曆史上那些顧命大臣功高震主的結局。有鑒於此，他將周公旦視為自己的楷模，時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專橫跋扈而不得善終為戒，由此不難理解，他為什麼在出任兩江總督兼節製四省軍務以後，對如此高位重權卻顯得喜不勝憂。
“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折，辭謝大權，不敢節製四省，恐蹈覆轍之咎也。”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在次年再次出山時，則變得十分注意自我克製，特別注意調整自己和清廷之間的關係，尤其注意曆史上那些顧命大臣功高震主的結局，並且苦口婆心地提醒曾國荃要慎而又慎。
不讓性情礙大事
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脹就難以收拾，終會妨礙大事業。
——曾國藩
人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樂。不能蔑視它，也不可能蔑視得了，但要有一定距離，如果聽之任之，也會誤大事的。曾國藩承繼儒家修身功夫中的內斂性，對男女歡愛之情也嚴加控製。他曾說自己早年有三大“惡習”，發誓一一戒之。第三個“惡習”即是戒房闥不敬。
房闥指閨房，不敬指欠缺禮貌、不夠謹慎。《禮記》曰：人與禽獸之分就在於知禮不知禮這一點上。所以，依照以禮為核心的儒學理念，即便是夫妻之間，白日發情也不屬人之常情，當列禽獸所為。曾國藩用楷書寫的《日課冊》中談及夫婦和睦相處的問題，還自白了早上、中午情欲發作、難以控製等事。而我們所關心的隻是壓抑情欲的精神態度，更確切地說我們欲以從政治和性愛的角度來看抑製自我的精神態度。
初四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
早起，讀（《易經》）震卦，無所得。午初，人欲橫熾，不複能製，真禽獸矣：
初八日
醒早，沾戀，明知大惡，而姑蹈之，幹旦之氣安在？真禽獸矣！要此日課冊何用？無日課豈能墮壞更甚乎？尚靦顏與正人君子講學，非掩著而何？辰正起，讀《旅卦》。飯後，讀《巽卦》，一無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甚麼？
政治與性愛曆來是相通的。政治以理性的強製力為後盾作用於人；而性愛以性衝動為推動力影響人。中國的政治貫徹著教化原理。所謂教化，就是文化上的能人、即通曉古典的人教導普通大眾。統治者不僅在政治上，在文化上道德上也進行統治。
這種中國政治實質上是性愛世界的縮影。男人是統治者，女人是被統治的。按君子之道要求，妻子應服侍丈夫，隻配當丈夫情欲發泄的對象。夫妻原則上是支配與服從的關係，而不是對等的人格關係。女人和小人位於君子之道的極點。女人的感情充其量也隻是在“不遜”或“怨”的層次上得以表露。在政治的層麵上，普通大眾的主體性、道德性被否定，大眾隻是被統治的“物”。在這個意義上，性愛世界裏的女人其人格被剝奪得幹幹淨淨，女人隻是被征服的對象。《儀禮？喪服篇》中說：“夫者妻之天也。”也就是說，丈夫是妻子的暴力主體。因此，可以說從外表上看，儒學簡直是一個性虐待的世界。
弗洛伊德曾指出文化是快樂主義的抑製者。同理，儒學正是盡可能地壓抑本能，收斂性欲激情的文化體係：當然，組織、文明等等都是壓抑人的本能的機器。這是一個隨處可見的一般現象，並非中國的特殊現象。但儒學式的審美意識，把性愛看成可恥的、不可見人的、動物的東西加以否定。它的思想根源就在於“禮”所象征的審美觀。也隻有知“禮”的士君子才能擁有政治地位。下麵的一節日記（1841年11月16日）明白無誤地表現了性愛與政治的相通性。
歸房闥大不敬，成一大惡。細思新民之事，實從此起，萬化始於閨門。除刑於以外無政化，除用賢以外無經濟，此之不謹何以謂之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