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自己的果敢，曾國藩自己也有正確的認識，他寫信給家人說：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領略了京城的境況風氣，那些身居高位的顯官要員，故意顯示寬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對待部下姑息縱容，一團和氣，對這種現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養成的稟性並未因此磨平，越發變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裏打算稍稍改變一下社會上在三四十年來形成的不分黑白、不著痛癢、難以破除的風氣，不過，糾正偏差難免會超過原有的限度，有時不免出現意氣用事的偏頗，因此，經常招致怨恨，被人議論紛紛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對待他人，本來就不應當僅僅拿中庸之道來苛責，還應該同情體諒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來糾正惡俗的苦衷啊！
這裏是以“敢”字體現出來的誠，是以匡時救世，力挽世風之誌體現出來的敢。有了這一敢字，才有了曾國藩後來的步步晉升。
因此，
沒有這樣一些“果敢”和“勇毅”，恐怕就沒有以後曾國藩的顯赫騰達及功成名就，也就不會為人們所稱道了。因此，文化大師郭沫若說，“因當懼而懼，不失為勇者，因當勇而勇，不失為智者。”
立世大智慧
在曾國藩的處事之道中，有另外的重要一條，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雖然體現不多，但卻往往是用得適時，適機，對以後的成敗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避禍第一良方
采用不正當手段騙取名譽的人，會有預測不到的禍患。窩藏隱埋暗昧之事的人，會有預測不到的禍害。經常忖度他人，詭計多端的人，有預測不到的禍患。
——曾國藩
在一個充滿競爭的社會裏，人人都不希望失敗，希望平平安安。但社會節奏越快，人們卻越不自安，而“飛來之禍”又每每發生。曾國藩通過觀察，得出禍福之間並沒有一成不變的道理，二者間也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他認為“騙、暗、詭”這三種人最容易招來禍端。
如何避禍呢？曾國藩提出反其道而行之：誠、明、仁。誠，是誠實不欺，盡管世間充滿爾虞我詐，但不能“以牙還牙”，以騙待不誠。曾國藩說：如果那樣，人世間就無可信賴，人生一世也興致索然。如以誠相待，欺騙人的人也會終究醒悟，走向誠信的。但誠不是一切都信，二者有嚴格的界限。在此基礎上，他提出“明”。“明”是心胸坦蕩、開闊，用今天的話說，是有良好的心態，心理素質好；明的另一含義是洞察事物。因此，暗也指愚昧、愚蠢。他具體闡釋“明”可避禍時說：古往今來，那些才能出眾的人，常稱之為英雄。英就是明啊。所謂“明”有兩種：他人隻看到近前東西，我則可以看到極遠的東西，這叫高明。他人隻看到粗大的東西，我則可以看到精細的東西，這叫精明。所說的高明，好比是身在一室，所能看到的距離畢竟有限，登上高樓所能看到的就遠了，登上高山的話，看得就更遠了。所說的精明，好比是極為細微之物，用顯微鏡來觀察它，它就會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比好是粗糙的米，搗兩遍的話，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搗上三遍、四遍，那麼它就精細白淨至極了。人是否高明取決於天賦，精明則有賴於後天方麵的學問。我曾氏兄弟如今僥幸居高位，天賦方麵算不上十分高明，全靠學問來求得精明。好問如同購置顯微鏡觀察事物，好學如同搗擊熟透了的米。總而言之，必須心裏了如指掌，然後才能說出自己的決斷。心裏明白再做決斷，這叫英斷，心裏不明白就做出決斷，這叫武斷。對自己武斷的事情，產生的危害還不大；對他人武斷的事情，招致怨恨實在太深了。隻有謙虛退讓，而不肯輕易決斷，才能保住自己的福份。
第三是仁，仁是與人為善的意思，不是用陰暗的心理揣度別人。俗話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就是詭、是詐，是過於精明。如果處處與人為善，成全他人，自己也就欣欣向善了。在這一點上，他最崇拜提出“仁”這一學說的孟子。他說：讀《養氣》這章，好象對其要義有所領會，希望這一生都敬慕仿效孟子。即使倉卒苟凰之時，顛沛流離之際，都會有孟夫子的教誨在的，時刻不離身，或許到死的時候，可能有希望學到他的萬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