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回想，大學確實是我最尷尬的一段經曆。高中時候，我英語奇好，奧賽拿獎，可大學裏第一次考試，最拿手的這門課我隻得了六十多分，班級倒數。當時查成績，我媽站跟前，她看了一眼，恨鐵不成鋼地顫抖著問我：“是不是沒好好學習呀？”這之後我更加緊張，緊張到自暴自棄，逃避一切。逃課、曠課，就算身在教室也基本埋頭苦睡，昏昏然不知日月晨昏。
總之，整個大學上得很不成功，一無是處，跟我媽形容的我爸的前半生一樣。畢業的時候，我作為學科類學生，也沒乖乖地考個學校為人師長，倒是瞎折騰，把簡曆寫得花裏胡哨，投給西安的知名傳媒單位。投出去的簡曆，大多數石沉大海。最後萬不得已，我跟著出版社的老師寫書，說得好聽點是寫，說得難聽點那叫“拚湊”，拚拚湊湊，字數第一。工資待遇不高，一千來塊，隻夠租個遠離城市的城中村，日子過得前無理想，後沒退路。一個人，從城市的大西郊到城市的大南郊，披星戴月，用現在時髦點的話修飾：像狗一樣奔跑。
我也敬自己是條漢子，百毒不侵，所有這些不如意，都沒跟我媽提過。怕她傷感，怕她操心，隻強調“底薪是一千多，加上績效會有兩三千”“老師說了，寫得好的話會很快漲工資的”“幹滿一年底薪加一百，兩年加兩百”，說得好像會地久天長一樣。其實那份工作，我並沒有做太久。因為自己當時年輕氣盛隻顧著矯情和強烈的表達，而十分缺乏紮實的文字功底和基本的寫作寬度，所以，能力有限，老師也著急，沒辦法，我實難勝任，自動離職了事。與以往一樣，我報喜不報憂，離職一事，守口如瓶，沒跟我媽提。
要說這段又痛又癢的經曆，對於當時不諳世事的我來說，並不壞，它就像一道閃電，嘩，擊碎了不凡的王子；嘩，喚醒了平常的小子。平常的小子，一顆心跳得撲騰撲騰的，開始接受平凡的自己。
再往後，隨著自己的沉澱和積累，一切都慢慢好了起來。新工作，新生活，新住所。我終於能有資格站在十九層的高樓上欣賞城市的夜晚，終於不必在城中村幾平方米的房子裏聽市井晨昏，終於可以給我媽打個電話，趾高氣揚地說：“嗯，暖氣不熱，我去找找物業。”“家裏網費交了嗎？我給你兩千。”“家裏熱嗎？我買個小空調吧。”
我媽慢慢安心下來，但是又像天底下所有的媽一樣“貪得無厭”地希望子女能更好，更上千層樓，開始指導我：“在西安找個對象，比自己小的最好，誰誰誰都結婚了。”
可是，天算不如人算。當在西安的美好生活逐漸實現以後，我卻嘩啦搖身一變，把自己變作人家的丈夫，還私自辭了工作去對方的城市打拚，兩個人同租了一間條件好一點的房子。而這個人所在的城市，和西安、和我家，有著一千多裏的路程，開車得七個小時，坐火車十二個小時。結婚的時候，我媽沒說什麼，但是她的惆悵噴薄欲出。
龍應台有句話傳播得很廣泛：所謂父女母子一場，隻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訴你，不用追。
而我，從入了大學以後，一直都背對著我媽，無論境遇如何，是好是壞，堅持用僵硬的背影告訴她：我很好，你不用追。可是她不聽，她的一顆心，始終懸在那裏。
大家都在瀟灑地說“從來處來，向去處去”，而我，非常想要“回到來處”。我呢，我就是特別想在人生的長路上，緩緩地轉個身，向著我媽的方向，走一點算一點，讓她不要追得太累。一輩子很短，迎著愛走。
我想如我媽說的那樣，賺些錢，等到自己中年了就輾轉回去西安，貸款買個小點的房子，最好附近有小公園，有點水，小區周邊各種設施齊全。然後，接我媽和我爸過來，陪他們逛逛超市，走走親戚，散散步，去那所我耿耿於懷的大學裏坐一坐，說一說匆匆那些年自己的失敗以及失敗的原因。放慢腳步生活一段時間，彌補一下大學以來自己帶給她的所有有驚無喜。
陝北民歌《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裏有句歌詞：羊啦肚子手啦巾喲三道道格藍，咱們見格麵麵容易哎呀拉話話的難。而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正好相反——咱們拉格話話容易哎呀見麵麵的難。難怪我媽哭。
我結婚以後也常回老家，一年三四回四五回，待幾天就走，不長不短。每次走的時候，我媽都會哭，眼睛紅紅的，哽咽著，忙忙碌碌地幫我收拾，什麼都想塞進車裏，又什麼都塞不進去，是那種做母親的特有的一種愛莫能助。她焦急地搓著雙手，在屋子裏來來回回地走，卻找不到一樣兒子需要的物件來。她看著兒子，像看著一位旅客一樣，來了又去，去了又來。
後來我老婆生孩子，我媽伺候完月子，臨走又是一場哭。送她上了火車，打電話，她還是哭腔沙啞，我安慰她：“過不了多久又再見了啊。”她說她知道，她什麼都知道。可是她不聽那些道理，隻剩下哭。哭得我越發傷感，不停地捫心自問：人這一生，到底最應該陪伴在誰的身邊？
我媽真的是，見我一次，哭一回。哭得我怒不知所怒又肝腸寸斷。大家都說她：“日子好好的，為什麼要哭？”她一邊哽咽一邊點頭：“我知道，我什麼都知道。”可她還是不停止地哭，哭得再沒有誰去安慰她。人都一樣，越被安慰，越是傷心，不如不安慰的好，讓難過悄悄地走。
有一回，我媽來看我，背著個不大的包，包裏裝滿了蔥、薑、蒜，還有各種調料、紗布。我一直不知道她要做什麼，直到臨走的幾天，我看見她坐在陽台的藤椅上，曬著太陽，一手捏針，密密地縫紗布，一塊塊紗布在她手裏變成一隻隻小小的口袋。她撐開口袋，把各種調料一點點裝進去，裝好一包了縫起來，再裝另一包。而她身邊的桌子上，已經放了許多圓滾滾的小包。
我問她：“做那些幹什麼？”我媽連頭都沒抬，一邊縫一邊說：“你總買調料燉肉，我給你縫好，以後燉一次肉放一包，不用再買了，悠著點花錢，攢著些，在西安買個房子，離我近。”
八月份的一個早晨，爸爸打來電話，支支吾吾的，猶豫了很長時間才開口，說媽媽昨晚突發腦溢血，正在中心醫院搶救。他守了一夜沒睡，病情不容樂觀。我發瘋似的趕到千裏之外，媽媽剛挨過了危險期，還沒醒過來，我悄聲叫了聲媽，所有的人都看到我媽的睫毛顫了顫。
這個星球上站得最高的靈魂
他們來了，又走了，什麼痕跡都沒留下。他們原是從古至今代代延續的一環，這個環，到今天就斷了。他們不在了，我的故鄉也就真正沒有了，我將真正成為流浪在城市裏的孤兒。據說，一個人失明的時間長了，就會忘記他所見過的一切。
這是我聽來的一個真實故事，發生在黃土高原的最北端——“煤都”神木，是當年一個領導用嘲弄的口吻當笑話來講的。本來我已經忘記，昨天在書架偶然翻到老人家的書，看那兢兢業業的字字句句，長線短譜，情不自禁地想起來了。
老漢姓牛，名字就不說了，是一位民間音樂從事者，用村裏人的話說：“沒甚做上的，亂求來了。”他一生不羈，追逐夢想，辛苦勞碌。今年有六十好幾了，生得瘦瘦小小，一張臉上千溝萬壑，逢人便堆滿虔誠的笑容。
說來，我隻見過他一回。那一次，老人家身穿黑色衣褲，十分陳舊，落滿了灰塵。上衣口袋別一支鋼筆，背微微弓著，拎一個破爛的公文包，裝著自己的音樂書稿，那珍惜的模樣像裝著誰的魂魄一般。他對誰都點頭哈腰，笑容滿麵，特別有禮貌，像每一位去政府部門辦事的老一輩平民百姓一樣。那姿態，你可想而知。
牛老漢說起來還是這座縣城的第一位大學生。
早在1964 年，他正值青春，是揮舞夢想的年歲，讀了一肚子的書，勤奮又驕傲。功夫不負有心人，他考取了北京的一個音樂學院，具體是不是中央音樂學院就不得而知了，總之還算有名氣，數一數二的，在當年的小縣城算得上轟動一時，十裏八鄉無人不知，誰見了都要讚歎：那誰誰家的好小夥子，哎呀呀，一飛衝天啦！嘖嘖嘖！這讓牛老漢和他的家人都興奮了一陣子。他愛音樂愛得要瘋，得償所願，那份快樂難以言喻。
但是，有些時候，人命天定。天不讓你好過，你哭爹喊娘也還那樣。天讓你當一輩子農民，陰錯陽差，你就成不了教授、學者、工人。
因為出身、成分等客觀條件，牛老漢不幸被大學拒之門外，理由是：“你出身不好，不愛國，不愛人民，不團結，你們家上一輩人搗亂，你還會搗亂的，去去去，我們不要你，政審不合格。”老漢好不頹廢，欲哭無淚：“天老爺，這到底是為甚，為甚！”他唉聲歎氣，找了很多有關部門，西安、北京跑了不下十回，一去就好幾千裏，錢花了個沒數不說，遞出去的各種懇求石沉大海，讓人絕望遍生。
眼見他幾近癲狂，家人倍感憂慮，誠懇地勸說好些時日，尤其是老娘，又是哭又是鬧，才好歹讓他同意與鄰村的姑娘結婚。世事難料，十個月以後，社會革委會認為他與貧農女兒的結合屬於對貧下中農的玷汙，逼迫他們離了婚。
人生路漫漫，牛老漢卻孤苦。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他同現在的妻子相識結婚。那女人是刁鑽的村婦，結實又強悍，高出他一個頭，天天扯著嗓子跳起來罵。就這樣，也生活了多年。在繁忙的日常之餘，老漢不忘初衷，保持著對音樂和學習的熱愛，孜孜不倦，但凡見他，總捧一本書，或是在一些稿紙上畫畫寫寫，好不認真。女方大字不識，認為他這種對夢想的執著可笑無比，逢人就說：“啊呀呀，那憨貨，啥也不幹！”
牛老漢忍氣吞聲，保持文化人的修養，不與婆姨計較，笑臉相迎，忍辱負重，辛苦生活尚且過得去。
某一年的春天，草長羊跑，黃土地上也發了芽。一場雨之後，牛老漢家的房屋漏水要修繕，便請來了鄰縣走街串巷的工匠，暫且稱之為李郎。李郎是一個不起眼的農村男人，黝黑強壯，攬工維生，生的是虎背熊腰、五大三粗，一看便知是常年出賣勞力的粗人，隻身形就頂牛老漢兩三個。李郎也勤快，兩個月的時間就將那岌岌可危的牛家屋舍修得是可愛又可靠，光看在眼裏就夠歡喜。牛老漢高興，結工錢時還多給了幾十塊錢，直言：“兄弟，你好手藝，回家給你婆姨孩兒們買些好吃的。”
李郎笑嘻嘻地走了，順便也帶走了牛老漢的老婆。
牛老漢不欲尋找，但鄰裏奉勸：“找回來嘛，花那麼多錢娶來的，活見個人，死了要屍，不能不明不白的，這是作甚呢！”老漢想了想，覺得有些道理，帶上幹糧和自己的音樂筆記本，開始了尋妻的旅程。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他朝風暮雨，風餐露宿，踏遍了周邊的村村寨寨，角角落落，卻一無所獲，連個毛也沒逮著。幹糧吃完了，筆記本也快翻爛了。唉，回家吧，逮著又能如何，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沒有婆姨，咋也不咋，找回來作甚。這樣意味深長地一思慮，他便回到了幾近荒蕪的家，因為還有夢想支撐著，單身的日子過得有滋有味。
轉眼，真的是一轉眼，兩年時間過去了，門前的棗樹高了許多，豬圈裏的豬也換了好幾代，連道路旁的白楊都長出了新的枝枝杈杈。牛老漢在白晝勞作，在晚上夢想，哼著曲，畫著譜，幹著活，麵向黃土背朝天，一天一天，又一天。
然後，真的有那麼一天，冬日的一天，正值千裏冰封，萬裏雪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牛老漢裹著被子蜷在炕頭看曲譜，畫“蝌蚪”。家門被叩響，打開一看，一對男女，真是眼熟，他眯起眼睛細細瞅：“哎呀，這不是我那婆姨跟那工匠嘛！”
工匠李郎一腳跨進大門，不待主人招呼，自己上炕。女人低頭緊跟其後，立腳在地，左右不是，偷眼看看李郎，再看看牛老漢，大氣不敢出一聲，把臉埋進圍巾裏，尷尬得很。牛老漢不說話，斟茶倒水，他堅持文人的氣度：不打上門之客。那工匠急不可耐，先開了口，握著牛老漢的手，熱切地說：“老哥啊，你看，你婆姨跟了我兩年，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花了我這麼多辛苦錢，現在，我把她給你帶回來了。你看，是不是該給點補償？我也不容易，妻子兒女一大堆要養活呢。”
牛老漢低頭不說話，過了有一刻鍾，才抬起頭：“你說說看到底得多少。”
“兩萬。”工匠無所畏懼。
那是很多年以前，兩萬差不多可以抵得上現在的二十萬之多，說白點，就是一個二線城市的房子首付了。沒想到，死也沒想到，牛老漢轉身進了裏屋，翻箱倒櫃一陣，從舊襪子裏真的取出了兩遝厚厚的人民幣，二話沒說扔了過去：“兄弟，多了我沒有，就這一萬八千二百塊，你數一數。”工匠掂掂那錢：“不數，不數，我還不相信老哥你？”然後便笑嗬嗬走了。留下女人站在那裏，左右不是，坐立難安。
牛老漢喝了一大口茶，咕咚咕咚咽進肚子裏，看看女人，說：“晌午了，快些做飯，我好寫歌。”繼續埋頭畫“蝌蚪”。
鄰裏都說牛老漢傻，牛老漢不以為然地說：“我要錢幹啥子？無非就是去村野窯洞搜集老歌本，坐的騾子車錢。”
牛老漢的刁蠻悍婦對他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早上問他想吃什麼，想吃雞她就買隻雞，想吃魚她就買條魚，趕上牛老漢外出搜羅長線短譜，提前一晚熬夜也要把幹糧備足。
牛老漢一把年紀，不像村裏的老賈寶玉們，沒事就在村頭大槐樹下曬太陽。他每天早上七點起來寫民歌，中午休息也堅持聽聽話匣子裏的老調，晚上一直看《陝西民歌選》《中國民族音樂》學到深夜。在解決完理論問題後，牛老漢還定期去拜訪附近幾個村落的民間歌王，尋到一個，先拿個翻得破爛的本子，一邊問一邊在本子上勾勾畫畫。我見過牛老漢的筆記，雖然是隨興而記，但字跡清晰，邏輯順暢，放到任何一個民俗節目上，都是可信度極高的第一手材料。
今年春節的時候，我碰到了牛老漢。寒暄後他遞給我一本書，是講述民間音樂的。我乍一看署名，驚了：“牛老漢，這是你寫的啊？這麼多年你可算是熬出頭了。”牛老漢眯縫著眼，臉上的皺紋都笑得堆成了壑：“我天天寫，肚裏沒墨水，找了專業書一個線一個譜地學，倒也好玩！”牛老漢還弄了個民歌采集行蹤表拿給我看，上麵密密麻麻的芝麻點子，全都是他跑過的地方。
去年他聽說寧強縣有殘存的歌本，特意去了一趟，走了一半怎麼打騾子也不走了，在路邊村裏剛安頓好，地震就來了。沒錯，那便是震驚中國的汶川大地震，寧強縣作為大地震的餘震區，據說波及次數高達48 次。
“知道我去圓夢，老天爺也照顧我哩！”牛老漢憨憨地笑。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像牛老漢一樣，突破自身條件的限製，拚了命也要完成人生中最為重要的轉折。“寒門難出貴子”越來越成為社會底層人的寫照，可是，我們依然應該珍惜每一次接受教育的機會，在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疊加了優越家庭的優勢境況下，不應自暴自棄，應在泥沼中選擇最佳的姿勢，絕地反擊。不接納別人束縛的人生，是一個人生而為人最基本的尊嚴。哪怕窮及一生做不完一場夢，也要對得起自己的大夢初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