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氣鬱則濕滯，濕滯生熱，熱鬱成痰，痰滯則血不行，血滯而食不化，六者相因為病。因此，提出了氣、濕、熱、痰、血、食六鬱，但以氣鬱為主。六鬱的提出使鬱症的治療進一步具體化，並使後人治鬱有所遵循，這是對《內經》五鬱之補充和發展。但六鬱之鬱，僅是鬱症病機的一部分，而且不是主要方麵。鬱症的病因以精神因素為主，其病機是肝氣失於疏泄，以肝鬱為核心。因此六鬱症治之提出形成了鬱症概念之混亂。
針對上述問題，明·趙獻可在其《醫貫·鬱病論》中提出《內經》之木鬱、火鬱、土鬱、金鬱、水鬱，是“因五運之氣所乘而致鬱，不必作憂鬱之鬱，憂乃七情之病，但憂亦在其中。”這就明確指出《內經》五髒之鬱是因五行生克所致，和憂鬱之鬱不同，憂鬱之鬱乃七情之病，與精神有關。
趙氏認為“鬱者抑而不通之義”，“凡病之起，多由於鬱”。
趙氏並認為朱丹溪六鬱之說出而形成了鬱症概念之混亂，致鬱病長期不明於世。他說：“此說出而《內經》之旨始晦，《內經》之旨，又因釋注之誤而複晦，此鬱病之不明於世久矣。苟能神而明之，擴而充之，其於天下之病，思過半矣。”
趙獻可對鬱症的認識可概括為以下幾點：①《內經》之五鬱和憂鬱之鬱不同，《內經》之五鬱因五行生克致鬱，是五髒之鬱。憂鬱之鬱乃七情之病，與精神因素有關。②由於朱丹溪六鬱之說及《內經》釋注之誤，使鬱症的精神因素被忽略，致鬱症的證治發展停滯不前。③鬱症在臨床上甚為常見，幾占各種疾病之半。基於上述認識，趙氏選用逍遙散以治肝鬱，“而諸鬱皆因而愈”。“繼用六味地黃加柴胡芍藥服之，以滋腎水，俾水能生木”。趙氏認為：“逍遙散者，風以散之也；地黃飲者，雨以潤之也，木有不得其天者乎。
此法一立，木火之鬱既舒，木不下克脾土，且土亦滋潤，無燥塙之病，金水自相生。予謂一法，可通五法者如此。”
從以上的討論，對鬱症的病因可歸納為以下幾點：①鬱火是情誌病，其發與精神因素有關，其病變中心在肝，以肝鬱為主。②肝鬱則氣機失於條達，以此引起五髒之鬱。③肝失疏泄，中焦氣機失於升降，氣血不和，氣、濕、熱、痰、血、食六鬱隨之而生。因此，鬱症之發病與以上幾種因素均有關，但以情誌因素及肝鬱為中心，所以，治療也不應局限於“統治六鬱”的越鞠丸。
鬱症概念的含糊，也影響到鬱火概念之不清。
為了探討鬱火，首先要明確火的概念。火、熱為病，《內經》早有記載。如《素問·至真要大論》論病機時指出：“諸熱瞀瘛”，“諸禁鼓栗，如喪神守”，“諸逆衝上”，“諸躁狂越”，“諸病脯胕，疼酸驚駭”，皆屬於火。又指出：“諸病有聲，鼓之如鼓”，“諸腹脹大”，“諸轉反戾，水液混濁”，“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劉完素在其《素問玄機原病式》一書中以五運六氣為綱，以《素問·至真要大論》提出的病機19條為基礎，將常見疾病進行了比較係統的歸類，補入了“諸澀枯涸，幹勁皴揭”皆屬於“燥”一條，使病機由原來的風、熱、火、濕、寒五氣擴大到六氣，將原病機19條所概括的症狀由36種擴大到91種。其病機學說認為火熱是引起多種病症的主要原因。在《素問·玄機原病式》歸納的幾十種病證中，直接或間接與火熱有關者占十之七八以上。從而確立了重要醫學流派——主火派的理論，開辟了認識和治療熱性病的新途徑。上述《內經》及《素問·玄機原病式》所指之火，均以實火為主，見於熱性傳染病、各種炎症感染及各種功能亢進性疾病。一般均具有身熱麵赤，心煩急躁、口苦便秘、口渴多飲、舌紅苔黃燥、脈實數等特點。
鬱火一詞，見於多種中醫文獻及各家醫案中，但屬實火，虛火不太明確。《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中提到“火鬱發之”，但未具體論及鬱火的主證。升陽散火湯為李東垣發散鬱火的名方，後人論及“火鬱發之”時均列為首選。據李東垣《脾胃論》記載：該方主治“男子婦人四肢發熱、肌熱、筋痹熱、骨髓中熱，乏困，熱如燎，捫之烙手，此病多因血虛而得之，或胃虛過食冷物，抑遏陽氣於脾土，火鬱則發之。”從此方的主治看：①鬱火具有“四肢發熱、肌熱、筋痹熱、骨髓中熱，熱如燎，捫之烙手”等症狀特點；②鬱火的原因是血虛，或胃虛過食生冷，脾陽被遏；③治療強調“火鬱發之”，說明鬱火一非實火，二非陰虛。血屬陰，氣屬陽；血虛常伴有陰虧，脾陽被遏，存在氣鬱，因此鬱火之病機包括血虛及氣機不暢在內。
明·張景嶽在《景嶽全書·火證》中指出：“鬱熱之火宜散而解之，如外邪鬱伏為熱者，宜正柴胡飲、小柴胡湯或升陽散火湯之類主之。若鬱熱在經而為癰疽，為瘡疹者，宜連翹歸尾煎。”其中“鬱熱之火”，似指鬱火；鬱熱在經之“癰疽”、“瘡疹”似為實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