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孫一奎在《醫皆緒餘·論五鬱》中指出：“火鬱者，心鬱也”。“火性炎上，拂逆不遂，則鬱”。“因此凡瞀悶目赤、少氣瘡瘍、口渴溲黃、卒暴僵仆、嘔噦吐酸、瘛瘋狂亂，皆火鬱症也。”孫氏從“心主火”立論，他所指的“火鬱症”，實際是指實火，源於病機19條。
明·趙獻可在《醫貫·五行論》中指出：“人身肝火內熾，鬱悶煩躁，須以辛涼之品發達之。經曰：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使遂其炎上之性。若用寒涼藥下之，則愈鬱矣，熱藥投之，則愈熾矣。”從“肝火內熾，鬱悶煩躁，”
治療既不能用寒下，又不能用溫熱，而取“木鬱達之，火鬱發之”的治則及選用辛涼之品來看，顯然是指肝經鬱火。
明·皇甫中在《明醫指掌·火證》中將火分為君火、相火、鬱火、五誌之火、虛火、實火。說明鬱火不同於其他諸火。皇甫氏認為：“四肢發熱、肌痹熱、骨髓中發熱如燎，捫之烙手，此血虛而得之也。”“或胃虛多食冷物，抑遏陽氣於脾土，升陽散火湯。”“手心熱，屬鬱熱，用火鬱湯。”
清·李用粹在《證治彙補·發熱》中指出：“鬱火發熱，左關弦數有力，或緩弱有力，肌肉如火，筋骨如燒，捫之烙手，或晝夜不減，或夜分即熱，天明暫緩，其熱必手足四肢更甚，緣脾主四末，熱伏地中因此也。此證亦有因血虛而得者，亦有胃虛過食生冷，陰覆乎陽，鬱遏陽氣於脾土之中者，宜用火鬱發之的方法，火鬱湯主之”。李氏之“鬱火發熱”引自《準繩》，實則其對鬱火症狀的描述和皇甫中類同，均源於李東垣之升陽散火湯。
從以上文獻，可以看出鬱火概念之混亂。李東垣之升陽散火湯源於“火鬱發之”的治則，目的是發散鬱火。主治症狀雖類似陰虛，但陰虛忌汗，而實火又非發散所能解決。顯然鬱火不是陰虛，更非實火。李氏是脾胃論者，因此認為鬱火的原因是脾胃虛寒及血虛。張景嶽所指“鬱熱之火”，既包括外邪鬱伏為熱，應予“發之”之鬱火，也包括實熱為患之癰疽、瘡疹。孫一奎從五行“心主火”立論，認為“火鬱”乃“心鬱”，所列舉之病證，皆引自病機19條中火、熱的內容，因此孫氏所稱之“火鬱症”實際指實火。趙獻可所指之鬱火，從用藥看，顯然是肝經鬱火。皇甫中雖將鬱火從君火、相火、虛火、實火中分出，但引用鬱火的症狀、病因，仍出自李東垣之論點。李用粹的《證治彙補·發熱》是一篇熱病的綜述，其“鬱火發熱”的基本論點，仍源於李東垣。上述鬱火的論點，各人側重不同，有些雖屬實火，但選方均用升陽散火湯及火鬱湯，這就有必要弄清鬱火的實質，因為這涉及鬱火的治療和對升陽散火湯發散鬱火的重新估價。
二、總結
前人認為“百病皆兼鬱，久鬱必化火”，這確實是經驗之談。從臨床實踐看，鬱症可見於“百病”，鬱火則發於久病。但是不論鬱症的形成、鬱火的激發，又都與情誌不舒、精神因素有關。因此，肝在鬱症與鬱火的發生中，起著主導作用。另一值得注意的情況是，同為情誌不舒、精神壓抑，但在不同的年齡和不同的個體身上，可分別表現為肝鬱、肝氣、肝火之不同。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肝以血為體，氣為用；血屬陰，氣屬陽，因此肝被稱為“體陰用陽”之髒。肝之體用充盛，則氣機條達舒暢，心情開朗，自然無病。若肝之體用充盛，偏於用陽有餘，此時激怒，則易發為肝氣、肝火。因“氣有餘便是火”，用陽有餘，蘊火於內，遇激怒則一觸即發，輕者發為肝氣，重者發為肝火，屬實證。若肝之體用不足，而且偏衰，長期的精神壓抑，使肝之氣機失於條達，日久則肝陰暗耗，鬱熱內生，此時一遇情誌不舒，肝經鬱熱隨氣火上逆，則發為鬱火。此火雖一觸即發，但非實火，因此發作為時短暫，常因肝經鬱熱隨汗外泄而諸症消失。激發時雖表現為標實，其本質仍是肝之體用已虛，屬虛證，但具有靜則為熱，動則為火之特點。因此，鬱火具有本虛標實之特點。了解此點非常重要，一旦有鬱火標實，即可采取“急則治標”之法，先予發散鬱火。若雖見鬱火，但症狀輕微，且以正虛為主，此時可取“緩則治本”之法，正複則鬱火自消。因為並非一切鬱火都需要采取“火鬱發之”之法，而且升陽散火湯也解決不了各種疾病引起的鬱火。這一點在後麵評價升陽散火湯時還要論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