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後，即貞觀十二年（638年）禮部尚書王珪奏一品以上官員在路上遇到親王下馬，不合禮儀，應當糾正。太宗頓時生氣說：“你們是要自己尊貴，輕視我的兒子嗎？這是非法的，我不能同意。”魏征知道，王珪所說的親王，主要指魏王李泰，這時王珪正任李泰的老師，對李泰的矜驕自然感受更深，所以魏征也及時進言，想讓太宗把他隱藏在心中的真實想法講出來。魏征說：“從古到今，在京城的親王，地位都在三公之下。吏部尚書、侍中、中書令都是三品，這些人為親王下馬，親王也不可能心安理得。訪查曆代舊章，也沒有類似的規定，而在當今實行，是自毀國家法紀。”經魏征這樣一激，太宗果然講出了心裏話。他說：“人的一生壽命長短很難預料，萬一太子有不幸，怎麼知道諸王他日不會成為你們的君王？哪能輕視他們呢！”魏征清楚太宗說的諸王也是李泰，便明確指出：“自周朝以來，皇位都是由嫡長子、嫡長孫相續，不由兄弟繼承，以此來斷絕諸王非分的覬覦之心，阻塞禍亂的根源，這是作為國君應當十分警惕的。陛下您剛才責備王珪，是一時生氣沒能控製感情，這事不可以讓臣下和老百姓知道。”太宗發脾氣本想借此樹立李泰的威信，並試探大臣們對廢立太子的態度，但一開始便遭到直臣魏征的反對，隻得作罷，並采納了王珪的建議。
在封建時代，立儲從來是難為之事，稍有不慎，即出問題，經曆代經驗教訓，最後確立了立長不立賢、立嫡不立庶的原則，在今天看來，這原則未必合理，然在當時，又是穩定政權的最佳選擇。對這個原則，太宗有本能的反感，就是它差點使自己登不上龍位，如今當了皇帝，在內心深處也還不時承受著道義的負擔。他想拋棄這個原則，但曆史的經驗、傳統的遺訓使他不敢貿然行事。太宗懂得維護承乾儲君地位的重要，然而在感情上他又更傾向於李泰。太宗一方麵為承乾精心選擇師傅，先後任命李糾為太子少師、王珪、於誌寧、李百藥、杜正倫、孔穎達、張玄素等為左、右庶子，以上諸人不僅學識淵博，而且直言敢諫，享譽當時，太宗希望通過他們的悉心輔導，承乾能夠棄惡從善，改過自新；另一方麵又常常忍不住破格給李泰一些特殊待遇，突出李泰在諸王中的地位。太宗的矛盾態度使他對承乾的一番苦心化為烏有，同時更助長了李泰的覬覦之心。
特別是貞觀十四年（640年）正月，太宗親臨李泰住宅，赦免雍州長安縣囚徒死刑以下罪犯，免除延康裏當年租賦，賜泰府僚屬及同裏老人各有等差，這是很不平常的特殊恩寵。4年前，長孫皇後病重時，承乾建議赦免囚徒以祈救神佑，太宗沒照辦，如今卻為愛子如此施恩，這是隻有君主才能享有的榮寵。唐初雍州所屬的長安、萬年兩縣，其縣治都在長安城中，現隻赦免長安縣的囚徒，很顯然是因為李泰住宅所在的延康裏屬長安縣。太宗赦免長安縣囚徒與免除延康裏當年租賦，都是因李泰的緣故，這是仿漢高祖劉邦榮歸故裏免除沛、豐徭役的做法。以皇子高攀皇帝恩典是越禮的，太宗之所以這樣做無疑反映了他想以李泰取代承乾。
魏征細心關注著事態的發展，他要為太宗時時敲響警鍾。貞觀十四年（640年）平定了高昌，為慶祝勝利，太宗在兩儀殿賜宴，與房玄齡等討論高昌滅亡的原因，魏征趁機進言：“我看自古以來帝王在撥亂創業的時候，必定很謹慎，隨時警戒自己，傾聽平民百姓的呼聲，采納忠誠正直的意見，一旦天下已經安定，就肆意放縱情欲，喜歡聽巴結阿諛的奉承話，厭惡剛直的規諫。張良是替漢高祖劉邦出謀劃策的大臣，到劉邦當了皇帝，打算廢掉嫡子劉盈而以庶子劉如意為太子時，張良說：‘今天的事，不是憑口舌可以爭辯的。’始終不敢再有話去開導劉邦。”魏征特別提出劉邦想廢嫡立庶而像張良那樣的重臣都不敢講話是意味深長的，就是暗示太宗對廢立太子之事要慎重，多聽聽臣下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