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中國經濟今年陷入了內憂外患的困境，內有CPI高漲，中小企業遇到融資難、出口難的問題，外有世界經濟呈現衰落跡象，最近華爾街爆發的金融危機更是加劇了外部金融環境的動蕩，改革開放這麼多年，這樣困難的經濟環境您遇到過幾次？
劉永好：經濟建設總是有高潮，有低潮的，我認為改革開放這三十年，我們總體是向著一個目標前進的，這是大方向，才有10%上下的經濟成長，我認為非常好。當然現在經濟增長非常快，到一定時候稍微休整一下是完全有可能的。我看到劉少奇先生寫的《論共產黨人的修養》，我們確定目標之後，向著這個目標前進，左一左，右一右，目標不變。我認為劉少奇先生講的這一點非常對，我們要經濟建設，逐步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這個目標確定了，是對的，目標左一左，右一右，所謂左，就是當經濟發展太快了，我們減一減速，所謂右，就是當經濟發展太慢，我們發展得快一點。我覺得我們國家在從“四低”向“四高”方向轉變。“四低”，包括工資比較低，社會保障比較低，對環境的要求比較低，資源勞動力成本相對比較低，煤、油、礦價格比較低，法製約束比較低，現在我們逐步向“四高”轉變，“四高”就是工資成本剛性地增高，生產資料價格逐步增高，環境保護的硬製約增高，政策配套製約提高。以前不簽勞動合同也沒有人管你，以前沒有土地，先幹起來再辦手續，現在不行了。國際上早就“四高”了，由於我們經濟發展從很低的腳步起步，這時候要更多地刺激經濟發展，所以實施相對寬鬆的經濟發展政策。那麼多年來，有時候鬆一鬆，緊一緊我認為是正常的，但這次從相對比較鬆，變成相對比較高，而且變化步伐比較快，而且國際金融動蕩壓力傳導到中國，使得中國出現很大的不確定，我認為這是從“四低”向“四高”邁進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而且國際金融動蕩影響到中國產生不確定的問題。
劉永好：但我認為中國的領導，中國的企業家們可以克服這個困難。當然我們希望政府製定政策的時候，更加地考慮從“四低”到“四高”過渡過程中平和一些，不要太急，出台一些政策，既要考慮到國際標準，又要考慮到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漸變地，就不會有大的波動。這樣就很好。現在我們很多朋友非常焦慮，股市這麼差，房市這麼差，鋼價又跌，環境保護等等，一大堆的問題，一下出現這麼多的問題確實是始料不及的，加上國際宏觀經濟，確實讓企業家們很頭疼。最近我到廣東、浙江那邊去看，很多種小企業很頭疼，貸款貸不到，怎麼樣實現從“四低”向“四高”轉變，怎麼在四個約束條件下逐步發展，這是擺在我們麵前的關鍵時候，如果我們能在這時候站得穩，企業肯定會有所發展，但在這個過程中肯定會有一批企業倒下去。希望政府在這個格局中，更多地關注、理解，幫助，支持中小企業，特別是中小的民營企業，因為他們還比較弱小，不太經得起從“四低”向“四高”轉變過程中帶來的劇烈變化，在這方麵給他們一些體諒、幫助，希望社會的消費者們、網民們理解他們，給他們一些呼籲，希望金融機構、相關部門給他們一些幫助，使他們渡過這個難關。
主持人：您覺得這個問題是政府對中小企業的關注度不夠，還是政府有其它的一些安排？
劉永好：我認為這不是政府關注度夠不夠的問題，這是大的格局。中國經濟強勁增長30年了，適當的回調我認為正常。第二，以前的四個方麵的要求不高，比較低，向四個方麵要求比較高，這是國際一體化的要求，不這樣做不行，比如環境保護，沿海三欄一補的企業有哪幾個審批的，現在不審批不行，政府通不過，人民通不過，國際社會也通不過。石油價格、能源價格是國際定的，這是硬的製約。另外是政策的規範，包括土地政策，項目政策，這也逐步提高，這也是應該的。另外我們的員工希望提高工資，國家建設和諧社會，希望能讓更多人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是科學發展觀，這是對的，這樣社會成本會提高，包括社會勞動成本會提高。這一兩年變化比較快，中小企業不太適應，他們還是用原來的思維麵對新的變化，問題就在這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