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載三年（公元696年）五月，營州（今遼寧錦州一帶）地區的契丹族，因不堪邊吏的虐待，起兵反抗，進軍關內，圍幽州（今北京市西），威逼冀州（今河北冀縣、衡水地區），河北為之震動。在此危難之際，武則天起用狄仁傑為魏州（今河北大名）刺史。狄仁傑到任後，以其高深的謀劃，果斷地改變了前任刺史因害怕契丹入寇，盡驅百姓人城，死守防禦的錯誤政策，而是讓老百姓統統歸田，加強農業生產，富民足庫。他認為賊兵尚遠，不能驚慌失措而誤了生產；即便寇來，自當用兵當之，也不能隻靠驅趕老百姓。由於他的富民防寇政策對頭，契丹不敢入侵，並逐漸兵敗退走。老百姓歌頌狄的功德，爭相為之立碑紀念。不久，狄就被武則天召為鸞台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兼納言，是為宰相。
狄仁傑為相後，政績卓著，為武則天的統治出了許多好主意，其基本策略是和睦邊陲，富民強國。為此，他曾上疏勸武則天不要遷老百姓到不毛的疏勒（今新疆疏勒地區）征伐戍邊，指出窮兵黜武不是“固本安人之術”，主張委少數民族有威望的首領治理當地，寧邊安內，“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省軍費於遠方，並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今山西大同、代縣一帶）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但他對邊防的鎮守也是非常重視的，其策略是：“但當敕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至，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製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接著他又建議武則天“廢安東（今遼寧及朝鮮部分地區），複高氏為君長，停江南之轉輸，慰河北之勞弊，數年之後，可以安人富國”。
在趙、定（今河北趙縣、定縣地區）等州遭突厥入侵騷擾時，狄仁傑親任元帥驅逐，接著又任安撫大使，負責處置河朔（今河北、山西一帶）的善後工作。在突厥入侵時，當地不少人隨從騷擾官府；突厥退後害怕受誅，逃匿在外，朝廷不少大臣主張嚴加追究，予以鎮壓。狄仁傑上疏表示不同意，並提出了自己的遠見卓識，主張采取寬大政策，脅從不問，既往不咎，他詳細地分析了當地人的性格和受脅迫的原因之後，指出：“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以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臣聞恃大國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家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河曲諸州，一無所問。”武則天接受了他的高策，結果當地逃亡者很快回歸，民心安定，官道暢通，百姓樂業。
狄仁傑的懷柔招撫策略，不僅穩定了內地人民，而且對周邊的各少數民族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在平定契丹、突厥等少數民族的入侵之後，對投降和俘虜的頭麵人物和將領，力勸則天排除眾議，不計前罪，不予處死，還委以官職，對將功贖罪的，和漢族一樣，贈賞封爵，結果許多少數民族的首領和酋長，紛紛投唐歸化，如李楷固、駱務整原都是契丹的首領，曾帶兵侵唐，敗後投降，狄奏請委以重任，兩人後都立了戰功，提升為大將軍，李楷固還封爵燕國公。唐代是我國曆史上各民族交融和大團結的典型時期。狄仁傑主張和執行的民族和睦政策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遠謀複李唐。狄仁傑為相後的政績和所作所為表明，他對武則天稱帝和執行的政策是擁護的，因此對她也是忠心的。但作為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他卻看到了武則天之後的問題。這一點他要比武則天頭腦更清醒。他知道，在封建社會女人當皇帝是大逆不道的，隻能是偶然現象。武則天之後誰來當皇帝是個關係國家命運的大問題。狄仁傑出於憂國憂民和正統思想，認定隻有讓李氏後代來繼任，國家才能安定。而這個想法他又無法與武則天直說，因為武則天在繼承人的問題上始終是猶豫不定的。因此，他隻能以自己高超的謀略加以實現。曆史證明，他的謀算和努力是成功的，李唐的恢複和唐之中興，狄仁傑是有大功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