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姓？”“姓伍。”“多大年紀？”“十五。”“家住哪裏？”“保安府。”“幹什麼工作？”“唱大鼓。”以上的答話，都是用“閉口音”，可以不露齒。
等到這位女藝人牙齒修配好了，再與人交談時，她又全部改用“開口音”，於是對答又改成了，“貴姓？”“姓李。”“多大年紀？”“十六。”“家住哪裏？”“城西。”“幹什麼工作？”“唱戲。”學生聽了都大笑。
於右任手跡
於右任是現代有名的書法家。他的字蒼勁有力，別具一格，為許多書法愛好者所傾慕，常常求之而不可得。
一日，於右任發現自己的住處附近有人隨處小便。
這樣既不雅觀，又不衛生。於右任回到家裏，隨手寫了一張“不可隨處小便”的字條貼在外麵牆上。誰知過了一會兒，這張字條沒了。
原來，有人發現字條上是於右任的手跡，喜不自勝，便悄悄地將字條揭起，拿回家將其剪拚成“小處不可隨便”，並裱成條幅掛在書房裏。
此人並將“小處不可隨便”當做自己的座右銘。
馬寅初的硬幽默
50年代的馬寅初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七十開外，身體很硬朗，雖無鶴發，但有童顏。
《新體育》雜誌報道他，除了經常爬山，不管冬天夏天，每天早上都洗冷水澡。
第二個印象是人挺怪的。他請了李富春做報告，一開口，他並不尊稱李富春為李副總理，也不平等地稱他為同誌，而是稱他為“李先生”。更使我大吃一驚的是，他不是自稱“我”．而是自稱“兄弟”。在記憶中，這樣自稱的，在電影上、話劇裏，大抵是黑社會分子，或者是國民黨反動軍官。李富春開始講話以後，他忽然搬了一張椅子，在靠近講台的地方泰然自若地坐了下來。聽人說，他的耳朵不大好。
又想到他是一個民主人士，解放以前和周恩來總理有很密切的交往，稱兄道弟是家常便飯，也就不足為奇了。他似乎隻在學校的公眾場合中出現，在日常工作和學習中，很難具體地感覺到他的存在，似乎距離非常遙遠。隻有一次是例外，那是1956年百花齊放的政策才提出來不久，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反對教師在課堂上念講稿。
他說一個教師花上50分鍾，慢吞吞地念的篇幅，學生最多隻要20分鍾就看完了；一學期下來，他作了一個統計，光在一個課堂裏就浪費同學多少生命。這篇文章，很是深入人心，同學們奔走相告。這樣，我又強烈地感覺到作為一個教育家的他和我的聯係了。但這也隻是曇花一現，不久，他又慢慢從我的感覺中消失了。直到1957年5月，北大大飯廳前麵出現了“民主牆”，大字報滿天飛了，中文係的幾個學生為出版一個學生刊物（名字叫做《廣場》）在大飯廳與小飯廳之間豎起“救救孩子”的橫幅時，他在人群中出現了，人們看到牆上有馬老為《廣場》捐助人民幣500元的消息。這時，我不能不對他投去崇敬的目光。很可惜的是，幾天以後，他的助理，宣布馬老撤消了他的捐款，原因似乎是對於這個刊物“不大了解”。以我當時的想像力，完全可以推測出一定是有人對他施加了影響。他的形象，未免暗淡了下去。
過了一年，他關於人口論的文章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刊物《新建設》上發出來的時候，我瀏覽了一下，清清楚楚地感覺到他與嚴厲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毛澤東唱反調。後來就有一些學者對他表示了不同意見，其中包括王亞南先生。但是他並不買賬，繼續堅持他的論點進行反駁。對他的壓力越來越大（1990年我在德國才看到一本著作，說他此時最大的壓力是周恩來找他談話，要他做一個檢討過關，他痛苦地拒絕了），最後弄到學校裏要開會批判他了。
由於他的地位和聲望，起初，隻在哲學樓的一個教研室裏開了一個小會，通過擴音器把會場內的發言和他的答辯向全校廣播。我記得我是半躺在校園裏一個小土坡上聽的。馬老並沒有服氣，仍然平靜地堅持他的觀點，他那滿口浙江官話，除了我，周圍的同學幾乎沒有什麼人聽清楚的。憑良心說，馬老也不是沒有把柄。
例如，當時傳為笑談的是，他在一篇文章中說，中國如果不節製人口，將來就要侵略鄰國；又說，中國農村人口增長太快，是因為農村沒有電燈。弄到後來，對他的批判發展到開大會大轟大嗡的程度。記得是由黨委副書記馮定主持（有意思的是馮定自己在幾年以後也挨了批判），很久馬老不來，派人去“請”來了，他仍然是拿著一張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底下就有人喊口號。
馬老很鎮靜地說：我這個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現在天氣並不冷，給我洗熱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曆史已經給馬寅初以最高的讚揚，他的遠見卓識已經得到舉國一致的稱頌。這也並不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