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有人緣，不是白來的。她不僅活幹得好，而且樂意助人。有時，一個人可以幹幾個人的活兒。單位裏誰有點事兒，那一攤子就歸她了，一幹幾個月，好像沒事似的。那年頭，人的手頭都很緊，一旦有個三急六難，未免抓瞎。這種時候，母親總會出來化解。自己有富餘，樂意幫人，實在沒錢，就找人，或者找組織幫忙。母親能說，經常可以說動工會，說動領導。那時候，沒見母親愁過，無論日子怎麼難，都樂嗬嗬的。在佳木斯的時候，我的班主任家訪，大概原來是打算告狀的——具體要告什麼，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媽聊了一陣，聊得開心，最後居然什麼壞話都沒說，反而誇了我一頓。母親這一生，一共生了8個孩子，養活了5個。但這5個孩子，她從來就不操心他們的學習。那個時候，雖然家長沒有今天這般如狼似虎地盯著孩子，但成績冊還是要看的。學期末，同班的同學，都擔心家長看成績冊，成績不好的，一頓胖揍是免不了的。但我們弟兄幾個的成績冊，父母從來不看，雙手奉上，也不看。父親是沒工夫，母親是盲目自信——我的兒子，錯不了。
在今天看來，那個年月，我們家能生活在北大荒，真是幸運。北大荒地廣人稀，人與人之間，關係都比較親。加上來到這兒的人，不管領導還是一般的農工，多少都有點問題，至少都屬於在政治競爭中的失意者。所以，政治鬥爭的這根弦，繃得不如內地那麼緊。內地搞政治運動，北大荒則接受被整的下放者。至於自己人互相鬥，則沒有那麼起勁。所以，我們家一直都沒有受到運動的波及，父親這種地主家庭出身、有曆史問題的人，居然可以在總局機關待著，而且待在計劃部門這種核心機關。那時的總局領導，都是當兵出身的大老粗，隻要下屬不愛說話，能幹，活兒幹得漂亮，就喜歡。
但是，這樣的局麵，到了1965年，發生了變化。不僅“四清”運動已經折騰一年，連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開始了。兩個疊加的運動，一個核心的精神，就是大搞階級鬥爭。搞階級鬥爭，就是要講階級路線。於是，父親這樣的人，在總局機關沒法待了。正好，一個留學日本的畜牧專家、時任總局畜牧處長的伯伯，在總局也不好待了，自願到下麵一個畜牧場做場長，順便把我父親也帶了下去，做農場的計劃員。這個農場，就是誕生了知名乳業完達山乳品廠的851農場。
母親帶著我們，再一次跟著父親搬家到了這個小農場。從有暖氣、抽水馬桶的小洋樓，來到了需要自己種菜養雞的破爛平房。即使這樣的房子，也是母親跑來的。母親把家都搬來了，可房子還沒著落，一家人隻能住在父親的辦公室裏。母親帶著一家人，再一次順利地實現了生活的轉型，自己上山打柴，燒飯取暖，自己種菜，自己修理房子，搭火爐，掏炕。這些活兒，都是男人做的，但在我們家，都是我媽領著我們做。父親到這個農場，一直在忙於跑建奶粉廠的事兒。因為這個畜牧場，擁有很多荷蘭奶牛，生產出來的奶賣不掉就隻能成桶地倒掉。
等到這個幼稚的小奶粉廠投產，“文化大革命”也就開始了。這場“大革命”，真的史無前例，徹底地攪動了整個社會。連當權的紅一代，都成片地倒下。像父親這樣的人，自然更是在劫難逃。別說父親這種國民黨王牌軍軍官，那個年月好些人僅僅是當過兵，做過會道門的小頭目，都被整了。
可悲的是，母親對此完全沒有感覺。這些年，日子過得有點順，以至於她全然忘卻了她國民黨軍官太太的身份。加上她自己出身不錯，外公是個貧農，長期以來的自我感覺，一直都是政權的基礎。所以，對於猛然之間到來的風暴，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當打擊落在她的頭上之際，居然不顧身份，憤然反擊，於是，我父母雙雙，遭遇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我們家一下子就塌了天，父母都被關進了牛棚，兩個年紀長一點的兄長，被發到了最邊遠的連隊，家裏隻剩下不到十歲的我，和我的小哥哥，每個月發15元生活費，而此時的我也因為不肯劃清界限，被學校開除。
兩個半大的孩子，想要撐起一個家，當然很難，實際上也沒撐起來。我們倆，也就是湊合活了下來，像叫花子一樣。當時的我們，還不知道，在牛棚裏的母親，日子過得更難，因為正在這個時候，她趕上了更年期。
很久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女人更年期這回事。更年期因人而異，有人好過，有人不好過。在更年期，人的生理心理都會出現很多變化。如果正好趕上變故，境遇環境惡化，那麼，更年期將是一場災難，很多人會因此過不去。
母親在牛棚，其實無數次地想到死，隻是因為家裏兩個半大的孩子，讓她下不了決心。跟我們一起住的商店主任，她的直接領導，就自殺了。一年以後，領導開恩，把母親放了回來，依舊在群眾監督下勞動，幹的是她們商店最苦最累的活兒。
媽媽回家，我們哥倆原本很高興。但是，沒想到日子反而更難過了。母親在裏麵的時候惦記著我們，但出來之後，我們兩個卻成了她的出氣筒。每天在群眾監督下勞動受的氣，都要轉發在我們頭上。一個更年期的老女人，怎麼可能期待有什麼好脾氣。她幾乎每天晚上都在鬧，想死，半夜三更，不讓我們安生。哥哥比我孝順，每次都跪在地上求她，而我在求了幾次之後不跪了，反而冷冷地說了一句，我還想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