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偷偷看書的人中，其實最流行的，是幾本中國作家的作品，比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剛》《平原槍聲》《苦菜花》。隻是我們幾個書癡，很快就不滿足了，越走越遠。到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少女的心》問世，我們根本就不屑一顧。盡管如此，那時候，時代還是能給我們的認識打上自己的烙印。比如說，我對《鐵流》就不大滿意——怎麼把我們敬仰的蘇聯紅軍，寫得跟叫花子似的？看雨果的《九三年》，對裏麵主人公革命不徹底的行為，也表示不解。美國記者夏伊勒的《第三帝國興亡》，甚至一度令我憤怒，怎麼蘇聯跟納粹德國還瓜分過波蘭？革命領袖斯大林怎麼可能跟希特勒勾勾搭搭？一怒之下，我把書丟在一邊不看了。過了一會兒，心裏癢，手也癢，還是抓起來看，直到讀完，心裏感覺還是怪怪的。
“文革”中讀書，一直都擺脫不了這樣的糾結。沒有書讀的日子，哪怕碰到帶字的，就會抓起來看。那時的兩報一刊，我期期都不落。上海著名的大批判雜誌《學習與批判》，我是自己訂閱的。“文革”中間出版的幾本有限的革命小說，如《金光大道》第三部《牛田洋》，我買過。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章士釗的《柳文指要》，我也都認真讀了。那個時候即使是“林彪事件”之後，受《五七一工程紀要》的震驚，懷疑起了“文革”，但卻不敢懷疑革命。有的時候，還覺得《學習與批判》上的文章，寫得挺來勁的。
幸運的是，“文革”這十年正好是我從童年長大成人的十年。所讀的書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西方富有人道主義情懷的名著，其中托爾斯泰的《複活》和《戰爭與和平》、雨果的《巴黎聖母院》和《悲慘世界》、司湯達的《紅與黑》、莫泊桑的《羊脂球》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給我注入了濃烈的人道主義情懷。讓我此後的生活，因此而獲益，也因此而受苦。不管怎麼說，我至今不悔。
當年看過的小說此後再也沒看過，包括我曾經反複閱讀過的魯迅著作。生活的經曆，讓我變成了一個所謂的學者，需要花大量的精力去翻閱史料。但是，隻要能抽出時間來，能抓到的書，還是會拿來讀。一天不看一會兒書，渾身難受。有人恭維說，我是學者裏麵最用功的幾個人之一。其實，我哪裏是用功，不過是習慣而已。隻是，無論怎麼用功，當年那種饑渴的感覺，那種讀了好書狂喜的興奮，再也沒有了。我的朋友兼師長，北大教授李零說，那是一種讀野書的感覺，這種感覺，隻能是那時候才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