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諱言，我是一個讀書人，雖然有時候朋友圈子裏有人會拿我曾經做過獸醫這事兒開玩笑，說我是個獸醫。說良心話，當年我做獸醫乃至豬倌的時候，其實比今天更像讀書人，對書的癡迷，比今天不知要高幾個數量級。那是個沒書讀，要讀也隻能讀毛選的年月。我養豬、做獸醫的時候，手邊隻有一套1970年左右重印的《紅樓夢》和一套線裝石印的《三國演義》，都是我伯父從上海給我弄來的。沒書可讀時就每天翻，都快背下來了。幸好我所在的兵團連隊，居然有一套《魯迅全集》，沒人看，就擱在有名無實的圖書室，鑰匙在出納手裏。我三磨兩磨，借將出來，如獲至寶。
說實在的，當年的我，對魯迅印象一般。課本上選的魯迅文章，劍拔弩張加尖酸刻薄，看多了，並沒有覺得怎麼好。但是由於沒書可讀，不得不把全集都讀了——先讀小說，然後散文，再則雜文，最後連譯文和學術著作也讀了。每篇文章，至少看三遍。有些篇章，看過的次數，沒法統計了。從此往後，我就變成魯迅迷。
說起來，我的讀書生活，起點恰好在“文革”開始的時候。那一年我9歲，不知怎麼搞的，就學會了看沒有圖的大人的書。字識得不多，連蒙帶唬往下順。父母都忙，加之我學習成績一直不錯，所以沒有人幹涉我讀“課外書”。這其實是一種大不幸，因為恰在這個時候，開始燒書了。凡是鉛印的東西，如果是西方的，則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如果是俄國或者蘇聯的，則是修正主義，如果是中國古代的，則是封建主義。1949年以後的革命文學作品，也是修正主義。反正除了毛選、馬列和魯迅的書，統統得燒。記得當時手頭正在看綏拉菲靡維奇的《鐵流》，這本曾經的革命文學經典，也被老師判為修正主義，非燒不可，隻好交出去燒了。這麼一來，一下子天底下沒有書了。對於我這個剛剛學會看書的人來說，簡直太難受了。學校基本上也停課了，即使上課，老師也就是讀讀語錄，學生也不樂意聽，瘋打瘋鬧。而我這樣的狗崽子，下了課也沒有人跟我玩，再沒有書看，簡直就像受刑一樣。後來，瘋狂燒書的風頭過了，我在我家的箱子底下，發現了幾本殘破的蘇聯小說。現在名字我都忘記了，隻有一本，記得好像是叫《小家夥》，都是豎排繁體字的，看起來很費勁。沒有書看，再費勁也得看。硬著頭皮讀下去，居然也磕磕絆絆地順下去了。這幾本小說看完，就把哥哥姐姐用過的課本翻出來，看完了語文，看曆史，看完了曆史，看地理，最後，連生物課本，也看完了（數理化實在看不懂）。
1969年九大之後，“文革”最初的瘋狂大體過去。我發現，跟我同樣愛讀書的人，還是有一些的。當年我所在的黑龍江國營農場，中層幹部多為軍隊中專業的小知識分子，家裏多少都會有幾本書。在燒書狂潮之中，拚了命保存了下來，把封麵撕掉，換上保護色，明明是《安娜·卡列尼娜》，但包著的書皮上卻寫上《魯迅文選》，或者毛選第四卷，然後大家私下裏偷偷互相換著看。有幾個“文革”初期瘋狂抄人家的造反者，突然之間又被當成“五一六”分子抓了，家裏積攢了不少抄來的文學名著，我們幾個愛書的小夥伴，就用沙果、香瓜，以及毛的像章一本本換出來。我們當年對書的感覺，就像傑克·倫敦筆下那個餓慘了的水手，見到食物就想瘋狂地占有，狼吞虎咽，實在吃不下了就偷偷藏起來。我曾經為了跟人家借一本小說，在人家的門口，死皮賴臉地站上大半天，逼得人家不得不把書借給我。期限非常緊，為了能按期還書我能三個小時吞下一本三百頁的小說。如果人家寬限一點時間，第一個衝動，就是把書抄下來。
在那個時候，“文革”前出版的大多數世界文學名著，我其實都看過了。但由於沒有封麵，不知道作者，有的書破損得厲害，有頭無尾，看了也不知道這些書居然都是名著。直到“文革”後，再次接觸這些書的時候，才恍然大悟，原來都是我看過的。有的書，如果分上中下的話，你第一次拿到的，就不知道是哪一冊了，反正拿到哪冊，就從哪冊看起。記得《三國演義》，我就是從中冊開始看的，一上來，龐統就被射死在落鳳坡了。那個年月，有作者比較完整的書也看到過。那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社會上革命的熱情已經不再。我被扔進了一個山溝裏的五七中學，老師大多是知青，隻有一位是老資格的教師。但是沒想到他的家裏有藏書，有高爾基的三部曲、郭沫若的《沫若文集》，還有一套線裝的《漢書》。那些知青，從北京、上海，陸續以學校的名義，搞來了好些“文革”前出版的古籍，從《詩經》《楚辭》一直到唐宋散文、宋代的話本、周一良的《世界通史》、範文瀾的《中國通史》，還有像《說嶽全傳》和《老殘遊記》這樣的小說，但是這些書隻有老師才能看。那個時候老師很缺，由於我學習比較好，所以學校經常拿我當老師用。因此我就有了特權，可以看這些書。我就把這些書借出來，放在宿舍和課堂上看，反正老師在上麵講什麼，跟我也沒關係，那種薄薄的課本，我早就自習就看明白了。當然，老師也從來不管我，由此練就了一副可以在課堂上讀課外書的本事，抗噪音能力超強，最後連工地打夯，我都可以照看不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