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有幸善終之輩，像我的父親，心裏依舊有著沉沉的痛，人走了，傷口還在流血。
父親還活著的時候，我就動過無數次的念頭，想要寫一寫他。確切地說，還在我剛會看書，可以動筆寫幾個字的童年，就有這樣的衝動了。當時的我，隻是覺得自己的父親，跟別人的都不一樣。隻可惜那年月趕上了“文革”，課都不上，作文就都免了，後來即使有作文，也都是革命的題目，不像後來的小學生，動輒就被要求寫自己的父親母親。
我的父親名叫張季高。我知道，按過去的規矩，別說子女，就是平輩人也不能輕易叫人家的名字的。人的名字，是留給長輩叫的。我的父親有字，叫鼐卿，是祖父找人給他起的。父母在世的時候，母親高興了，就喊鼐卿。帶點杭州腔的普通話，讓人聽起來像是“愛卿”。剛過門的嫂子，就十分納悶，一次忍不住問我哥：“你媽怎麼老叫你爸愛卿？”
我還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父親的名字，已經滿大街被人亂叫了。“文革”時期，所有帶所謂曆史汙點的人，在劫難逃。父親被打倒揪鬥，用教過我語文的一位老師（他是大學生）的話說，是天經地義。一個國民黨反動軍官，居然混進場部機關，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實，他不知道，更早些時候，父親待的機關更大些，是在位於佳木斯的東北農墾總局。
父親是浙江上虞人。我的曾祖，據父親說，是個手藝人，銀匠。做銀獅子，一絕。鬧長毛的時候，曾被掠進南京，為太平天國諸王打造銀器。城破之前，幸運地逃了出來。到了祖父這一輩，就被送進錢莊做學徒。當年進錢莊學徒，是需要本錢的，錢莊票號非殷實人家的子弟不收。所以，曾祖看來還是有幾個錢的。沒準是拐了長毛的銀器發了財，也說不定。祖父學徒的錢莊，在上海，出徒之後，就在上海錢莊裏做。慢慢升上去，越做越大，做到了好幾個錢莊的董事。錢多了，就想開工廠。雖然投資失敗，但到了父親出生之際，家裏還相當殷實。隻是，祖父把剩餘的錢財交給了在上海銀行做職員的大伯打理，自己回到了上虞老家做鄉紳。父親在家裏是老小，從小被養在鄉下的乳母家，長到六歲才回來，但畢竟還是個少爺。
滋潤的少爺日子，到了抗戰爆發就結束了。侵華的日軍，對江浙的擾害是最厲害的，燒殺搶掠淫，無惡不作。接二連三地逃難逃難，逼得父親成了熱血青年，一個人去投軍打鬼子。當年兵荒馬亂的，他全然不知道，在日本航空士官學校學習的二哥，已經在中共地下黨的運作下，投奔了延安。所以，他隻是就近找到了忠義救國軍。
忠義救國軍在中國大大的有名，這要歸功於樣板戲《沙家浜》。但是，這支由軍統建立的隊伍，根本不像《沙家浜》裏講的那樣，是一支漢奸隊伍。正相反，忠義救國軍打日本人的積極性特別高，特別熱血，犧牲也特別大，當然戰績也不錯。
後來，我在台灣找到了一些當年這支軍隊的資料，回來拿給父親看，看得他老淚縱橫，說他看到了好些老長官老同袍的名字，他們中的好些，當年就已經血灑疆場了。
抗戰勝利後，他們的部隊合並到赫赫有名的新六軍（一支遠征印緬的英雄部隊），父親隨軍開到了東北。到了1948年遼沈戰役爆發時，父親已經是一名少校軍需了，隨軍駐紮在沈陽。戰役結束後，新六軍稀裏糊塗就散了，父親跟眾多同袍一樣，做了俘虜。勝利者給了他兩個選擇，一是回老家去，但路上死生由命；二是到黑龍江開荒，那裏，已經有了一個軍墾農場，1947年建的九三農場，實際上是個俘虜營。
父親幾乎想都沒想，就按了第二個鍵，老老實實開荒去了。
此後，父親一輩子都認為自己的確是做了反動軍官，對人民有罪，並用自己的一生來贖罪。當年的北大荒，地老天荒，人少狼多。監管者和改造者之間，關係比較模糊，換言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較親。沒過多久，父親就因為玩命幹活，得到了監管者的欣賞，被解放，成了農場的幹部，得以發揮他的特長，善於處理數字，既可以做統計，也可以做會計。這個時候，終於接到父親來信的母親，也帶著我的大哥和大姐，從浙江老家，火車倒到汽車，汽車倒到馬車，千裏迢迢來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與父親團聚，一家人住在一個當年的日本兵營的廁所裏。這個上千人的俘虜營，母親是第一個來找丈夫的妻子。多少年之後，父親對我說，就憑這個，他一輩子都感激母親。
即使成了農場幹部，依舊是個幹活的。當時的北大荒農場，異常的艱苦。農場所在地，都是黑龍江最荒蕪的地方，千裏無人煙。聽媽媽講，當年養雞養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狼就住在屋子後麵，稍不留神，家禽家畜就全數填了狼的肚子。夏天的蚊子小咬（一種特別小的蚊子），多到成群結隊，連蚊帳都擋不住。冬天零下40度的天氣，是家常便飯。隻要是住平房，還經常碰到這樣的事，一早上醒來，發現門已經被大雪封上了，得推開窗戶，爬出去把門挖開，才能出門。
其實，父親也可以有別的選擇。當年投奔延安的二伯父，已經做了哈爾濱飛機製造廠的廠長，要父親到他那裏工作。但是，父親不肯，他做過反動軍官，要贖罪。他相信，隻要自己肯幹，老實改造，終有出頭之日。
所以，在我和哥哥姐姐的記憶裏，父親就是一個公家人，沒有休息日，總是在加班。家裏什麼事情，他都不管。那年月的北大荒，在農場的時候，每年的秋天，要把房子整修一遍，牆上抹一層沙泥，還要掏炕，把炕裏的煙灰弄出來，否則就燒不熱。壘爐灶，修火牆，做窗戶上的棉罩。更重要的，家裏從做飯到取暖的燃料，都要從山上和溝裏去搞來，打柴或者打草。這樣的活兒，別人家都是父親做，隻有我們家，是母親帶著哥哥姐姐做。媽媽是個標準的能幹的浙江女人，幹什麼都一陣風。一陣風一刮，家裏什麼都有了。
父親算盤打得好，墾區之內沒有對手，當年有人用機械計算器跟他比賽，結果還是敗在他的手下。毛筆字寫得好，但有用得著的，誰都可以找他。刻鋼板刻得更好，但凡要出油印小報，就得找他。用複印紙謄寫材料，他一次可以複製七層，別人三層就已經了不起了。這樣一些技能，在今天早就沒有絲毫用處了，但是在當年的北大荒，還是一種了不起的技藝。所以，父親總是很忙，有段時間，他既是農場的統計，又是會計。同時，農場的這些爛事，又都來找他。都是替別人白幹，幹好了，人家可以當他的麵，把功勞搶走，他笑笑，一聲不響；幹砸了，當麵挨罵，也是笑笑，一聲不響。那麼些年，他替領導做的所有大事小事，功勞他一丁點兒都沒有，但有了差錯，全都承擔。這樣的人，即使是反動軍官出身，也沒法讓領導不喜歡。
那個時候，北大荒這種地方，人太稀少，天荒地老的，內地的政治運動，哪怕原本熱火朝天的，到了這種地方，也就是個火星了。加上父親這種人，口訥，一口上虞土話，即使說了，人家也聽不明白。成年累月，就躲在角落裏幹活，該他幹的幹，不該他幹的也幹。所以，一場場運動過來過去，他都沒什麼事兒，而且一直待在計劃部門，接觸的都是國家經濟的機密。當年東北農墾總局的領導們，好像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妥。“文革”前，父親陪總局和農墾部的領導去黑龍江筆架山勞改農場視察，在那裏，他居然見到了他新六軍時的老團長。身為勞改犯的團長，在地下撿煙頭。父親見了，不避嫌疑，過去把自己身上的煙還有錢都塞給了他的老長官。由於是跟著大人物來的，看守們，也沒有攔著父親。回來之後，父親唏噓不已，工作，更加賣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