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記事起，我的家就在“城裏”，先是在密山縣城，然後是虎林縣城，接下來在佳木斯。從九三農墾局，到了鐵道部農墾局，然後是東北農墾總局。在佳木斯的時候，樓裏麵還有抽水馬桶，雖然是幾家合用，但比起下麵的農場，已經相當現代化了。在總局裏，吃的用的，都有下麵的農場供著，相當不錯。可是，父親麵對這些，總是感覺誠惶誠恐。他從來沒有想過，他能待在這裏，是因為自己能幹，總把這些看成是領導對他的特別照顧。
這樣的好事，到了1964年，終於結束了。中國政治，階級鬥爭這根弦，是越繃越緊。1962年剛剛有個緩衝，馬上就開始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無論領導用著怎樣合適，父親在總局機關是待不下去了。正好，總局的畜牧處長，一個留學日本的專家，也在總局待不住了，自願下到下麵一個畜牧場做場長，順便，也把父親帶了去。他沒有想到，兩年之後，“文革”爆發，他的生命就結束在那裏，而我父親，也一直待在那個小小的畜牧場，一直到退休。而在“文革”中，他這個反動軍官，在那個人地兩生的小地方，顯得特別的紮眼，因此，受了不少的苦。
“文革”中，他進了牛棚。牛棚裏的遭遇，比當年在俘虜營糟一萬倍。北大荒的人際環境，從來沒有這樣惡劣過，沒來由的階級仇恨，被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煽惑到了沒來由的高度。一個小地方，一個國民黨王牌軍的少校，一個在忠義救國軍幹過的人，當然是個最凶惡的敵人。不僅父親進了牛棚，而且連累母親也進了去。我們的家，被抄了不知多少次，因為有些人總認為在這個破房子的某個地方，一定藏著電台。抄來抄去，抄不出電台，另外一些人改了主意，改打存款和金條什麼的主意。要父親交代，以爭取人民的寬大。但這東西跟電台一樣，真的沒有。
幾年之後，父親從牛棚裏出來，我們才發現，他受過很重的傷，尾椎骨被打裂，沒有治，自己扛過來的。手上都是嫩嫩的新肉，一問，才知道是燒磚的時候，從未及冷卻的磚窯裏搶磚燙傷的結果。再問，就什麼都不說了。他能活著出來，現在想來，真是一個奇跡。從牛棚出來，下放到農場連隊（當時已經變成生產建設兵團），還是勞動改造。父親，依舊是那樣玩命，像牛一樣幹活。
其實，父親不會幹農活，不僅不會幹農活，農家生活的一切，他都不會。後來聽說的好些科學家不食人間煙火的軼事，在父親身上，都演了不知多少次。後來我回父親的老家，聽老輩人講，父親當年，很喜歡挽起褲腿跟長工們下田，但弄了一身的泥，什麼都幹不了。聽媽媽講，在懷我大哥的時候，她想吃點酸的，讓父親上街去買醋，父親拎著瓶子，轉了一大圈，硬是沒買到。其實，那是在鎮江，中國的南方醋都，滿大街都是賣醋的。在農場的時候，很難吃到大米，媽媽一次好不容易弄了點大米，父親自告奮勇要煮飯，發現米似乎舀多了一點，把碗裏的米又倒了回去，結果，倒進了白麵的袋子。更神奇的是，這樣的事，父親一連幹了兩次。關於做飯，他隻會把米煮熟，其他的，連麵條都不會下。隻要媽媽不在，他就隻能把蘿卜或者土豆煮熟了，沾醬油吃。可見，他幹農活，尤其是定量的農活，會幹成什麼樣。但他一直在拚命地幹，數九寒天，汗水每每濕透棉襖。回家的時候，凍得邦邦硬。後來，媽媽隻好在棉襖的背麵，縫上一塊羊皮。
我們家裏的事兒，包括子女的教育，都是媽媽說了算。多數情況下，父親連表示讚同的機會都沒有。別人的家長學期末都會查看孩子的成績冊，但我們家沒這樣的事。媽媽從來都想當然地認為，她的孩子學習不會有問題。既沒有批評，也沒有鼓勵。寒暑假的作業，從來沒有大人來督促過，愛做不做。這都是媽媽的意思，但父親對此十二分的讚同，媽媽不問我們的成績，他也不問。所以，每到快開學那幾天，都是我最緊張的時刻，天天趕著做作業，累得半死。即便如此，耽誤了媽媽交待的家務活，還是要挨罵。
說良心話，我上學的時候，還是很乖的，學習也不錯。比較起來，在全家五個子女之中，父親最喜歡我。標誌性事件有三個。第一個，在虎林的時候，我當時好像是5歲，父親出差，我纏著不讓走。父親沒轍兒，掏出兩元錢塞給了我。我很高興，哥哥們更高興，那時候兩元錢可以買好多好多好吃的。雖然上街買什麼，其實都是哥哥們說了算，但錢畢竟得從我這裏拿，讓我感覺很得意。但是我不知道，這錢給了我，父親出差到外地，就一分錢都花不了了。
第二件事，是他要教我學算盤。可能在他心目中，這點手藝，足以安身立命了。可是，每次他拎出算盤，我就逃之夭夭，根本不給他一點機會。一個孩子很少見麵的父親，好不容易抽出時間，要教兒子算盤，這對他來說，其實相當不容易。可惜，我卻無從體會他的苦心。當然，我不學，他也隻好徒呼負負，無可奈何。當年的我，自我感覺是要做大事的，具體做什麼大事，我也不知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跟算盤不會有一點關係。
第三件事，跟一次老師的家訪有關。那年，我跳了一級，本該讀三年級的下半學期，直接進入到四年級讀下半學期。班主任老師，是個男的，有口音，好像是河南人。那時，“文革”還沒開始，但這個老師不知為何，就是不喜歡我。記得好像是一次我們班出去勞動，給附近的生產隊鏟地。半截休息期間，我和一個同學發生了爭執。其實這也不算什麼大事，年齡小，個子小，在班上受欺負很正常，爭著爭著，就打起來了。這時候老師過來了，明明看著是我吃虧，而且誰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並不怨我，可他卻批評我。我當然不服，就跟他爭了起來，他發脾氣，我就甩手走人。然後他就一路跟著我回到家，興師問罪。那年月，我們那兒的規矩是，隻要老師來找，家長不分青紅皂白，就會把自家的孩子揍一頓。顯然，我們的班主任，也有這樣充分的期待。沒想到，很少在家的父親，恰好在家，大概是回家取什麼東西。而經常在家的母親，卻沒有在。父親平靜地聽完老師的告狀之後，居然慈愛地摸摸我的頭，說了一句：“小鳴，怎麼啦？”氣得老師一句話沒說，轉身就走。後來“文革”期間，我這個出身不錯的班主任，成了學校的紅人，為了報這一箭之仇，接二連三地發動同學批判我，重點就是要我交代怎樣受反動家庭毒害的。交代不滿意，下次再鬥。一次，我到牛棚給父親送東西，看守們閑著沒事，拿我們這些犯人家屬逗瞌睡，非叫我談談對父親罪行的認識。我一聲不響，雙方較勁兒，整整憋了一下午。還好，他們居然沒有揍我，卻毫不猶豫地將我的反動態度，反饋給了學校。而當時學校當家的，恰好是我的班主任，於是，我就被學校開除了。直到一年以後，這位班主任老師被人查出，當年反右的時候，他被劃為中右，也垮了台，我才重回學校讀書。那時候，有個大人跟我說，你跟你爸爸太不一樣了。你爸爸人家怎麼整他，打他，折磨他，他都一聲不吭，全然順從。可是你，卻總是反抗，哪怕被人打得頭破血流，也要跟人對打。
盡管父親在他所在農場，是挨整最厲害的人。在牛棚是挨打，差點被打死。後來下放勞改，從汽車上摔到水泥曬場上，口鼻流血，昏迷不醒。沒有人管，媽媽拖著他，攔了一輛順道的汽車，送到醫院，才算是從閻王爺那裏又轉回來了。但他對整他的組織，真的一丁點怨氣也沒有。他堅持認為，自己是個做過反動軍官的人，在新社會是個罪人。無論人家怎麼整他，都是應該的。他一直都相信組織，相信群眾，一次又一次地交代自己的所有問題。不僅交代自己的問題，連自己妹妹小時候上廟裏燒香扶乩，做扶乩童子的事也說了出來，害得我姑姑被所在單位整，非說她是一貫道。“文革”後期，我無意中看了他寫給我三伯父（也被劃為右派）的一封信，在信裏說，我們現在是在做狗，但我們要爭取做成人。其實，他不知道，在那個社會格局中，他一輩子也都變不了人。漫說他，一個有錢人家的少爺，一個國民黨軍官，就算是他的兒子我，也一個樣，隻能做狗，不，狗崽子。“文革”前，就算是父親很受重用的年月，學習成績很好的大姐，也不能考大學，隻好選擇上了中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