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因姓名得福的例子還有很多。如宋太祖趙匡胤正要率兵出戰，忽然一個叫宋捷的人前來送信，他認為這個人的名字有“宋朝軍隊出師大捷”之意，於是便厚待了他。大書法家米芾有潔癖，挑選女婿時，見有人名拂字去塵，認為肯定幹淨無比，就把女兒嫁給了他。明朝世宗點狀元前夜，做夢聽見了雷聲，醒來後便點一個叫“秦夢雷”的人做狀元。他後來以“重治本事”為指導思想選拔官吏，又從人名上選了“張治”、“李本”二人為官。清朝乾隆皇帝圈定狀元名單，見一位叫“胡長齡”的名字，認為他的姓另有指滿清民族之意，名字意為長壽，姓名合起來十分吉祥，便點他為狀元。同樣，慈禧太後在70大壽時點狀元，見一個叫“王壽朋”的名字有“我王長壽無朋”之意，也把他從科考名單中較低的位置前移為狀元。此外，據有關書籍記載，清朝旗人端方字午橋，又稱端午橋，有次突然升遷了一個叫重陽穀的人的官職，同僚不解其意，後來仔細一想，才知兩人的名字是極好的一副對子。
當然，我國古代發生的因名得禍的事情也是非常多的。如前述拂去塵等人因名得福，由於得到了本不應屬於自己的好處和位置，實際上也就是搶占了別人的好處和位置，因此，原來應該得到這些好處和位置的人無疑是因名得禍。此外，如宋朝司空宋郊，早年在宋仁宗身邊知製誥時被一位叫李淑的人誣陷，說他的姓與大宋國號相同，名與“交”字諧音，因此“宋郊”即“宋交”，意思有詛咒宋朝亡國之意。盡管宋仁宗不把李淑的話看得很重，但仍讓宋郊改名宋庠以避嫌。又如《十駕齋養心錄》載，宋徽宗時，江西浮梁縣丞陸元佐上書說，江西平樂縣有人叫“孫權”，浮梁縣有人叫“劉項”，都與古代帝王同名，有圖謀不軌之義，因此請求皇上以“寓意僭竊”的罪名處罰他們。這件事的結局如何雖然不得而知，但有一位叫“龍鳳祥”的人確實因為名字取得太出格而被發配到新疆伊犁。再如宋高宗剛剛定都杭州(古稱錢唐、臨安)時，見宰相舉薦上來一個叫“錢唐休”的人，認為此人的名字充滿晦氣(從字麵上看，“錢唐休”有“建都錢唐的南宋王朝亡國罷休”之意)，堅決不同意他擔任官職。
同樣，明朝舉人孫日恭、徐钅害雖然才學出眾，但終因名字重新組合後如“暴”，或有“今害”諧音，雙雙遭人指控。此外，清朝參加科考的人範鳴瓊和王國鈞因姓名分別與“萬民窮”、“亡國君”諧音，也遭受到了與先朝孫日恭等人一樣的結局。另如清朝乾隆時有位考生因為姓“酆”，使主考官聯想到鬼城酆都(即今四川豐都)，因此也遭嫌惡打擊。上述這些雖然都是別人無事生非，但也無不由名字而起。由此我們也可以更加確信，擁有一個好名字是十分重要的。
從古人的姓名中可以看出職業和地位
人類一生中要從事一定的職業，或士、農、工、商，或卜、醫、兵、官，幾乎無人例外。職業的不同，使有些姓名帶上了鮮明的職業特點。職業與姓名，便成為中國姓名學中必須研究的課題。
我國古代，人們在社會上地位的不同，從事職業的不同，在取名習慣上也不盡相同。一方麵，“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另一方麵，王侯公卿則可以世享榮祿。在取名上，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與高高在上的皇帝百官顯然是不同的。下層人取名隨便撿個“貓兒”、“狗兒”便可，而統治者取名不僅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而且名字定下來以後還不準一般人冒犯。這種情況，多少與今天的農村人取名崇尚質樸、城裏人取名多尚文雅、商人取名重錢財、軍人取名多用“軍”、“國”、“兵”、“武”等字有些類似，說明姓名與職業和身份地位之間是有廣泛聯係的。
談到姓名與職業的關係，我國古代，最有特色的是皇室和官宦之家的取名。商周時期，對皇子、皇孫的取名就有專門的規定，其名字一旦被取用，便具有了神聖不可侵犯性，原來與之同名的人要改名，在不得已提到名字時也必須加以避諱。據《容齋隨筆》記載，宋代曾專門下令不許民間使用帶有王霸思想的字眼，其中“龍”、“天”、“君”、“王”、“帝”、“上”、“聖”、“皇”等字更在嚴禁之列。“於是毛友龍但名友，葉天將但名將，樂天作但名作，句龍如淵但名句如淵，衛上達賜名仲達，葛君仲改為師仲，方天任改為大任，方天若改為元若，金聖求改為應求。周綱字君舉，改曰伯舉；程振字伯王，改曰伯起。”更有甚者，如果皇室成員不按自己的身份等級製名，甚至還有丟官奪爵或者被除籍的危險。如清朝嘉慶初年，領侍衛內大臣綿億因違犯近支宗室命名規定，為兩個兒子取名時應使用“絲”旁字而用“金”旁字，便遭皇帝嚴厲斥責，專門下詔對他進行處理。詔書中說他“自同疏遠，是何居心？伊既以疏遠自恃，朕亦不以親侄待伊，親近差事，不便交伊管領”，接著又革了他的官職，讓他從皇宮中搬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