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諫反被認為“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幸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日談何容易”。
清代王先謙的《補注》說：“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日談何容易。”這一短語後成為成語、口語，指事情做起來並不像嘴上說的那麼便當。
“戴綠帽子”演變小史
國人習慣謂妻子有外遇的男人，或丈夫主動讓其妻賣身於他人的男人為“戴綠帽子”或“當王八”。此習語由來已久。
相傳在我國原始社會的新時代，對犯法者不用肉刑，隻在他們的服飾上，按犯罪情節的輕重畫上特殊的標記，以示懲戒，稱之為“畫象”。進入封建社會以後，統治階級仍然沿用這種以服飾懲罰犯人的方法，但不再是“畫象”，而是讓犯人穿上一種特製的服裝，稱為“赭衣”，顏色為赤褐色。
班固在《漢書·刑法誌》中說：“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可見，赭衣在漢代已成了犯罪人的代稱。
我國封建社會一直以碧青綠等色為下等人穿著之服裝。唐封演在《聞見錄》中說，唐地方官李封對犯罪之人“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
並根據罪行輕重，“以日數為等，日滿乃釋”。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也說：“蘇州有不逞子弟，紗帽下著青巾，孫伯純知州判雲：‘中帽用青，屠沽何異？’”說明穿戴碧綠青等色的人，社會地位十分低下。
從元代開始，這種顏色的服裝限於“娼妓”、“樂人”所用。《元典章》
規定：“娼妓穿皂衫，戴角巾兒，娼妓家長並親屬男子，裹青頭巾。”近人柯勁誌《新元史·輿服誌》中記載了元仁宗延佑元年(1314)定服色等等，規定：“娼家出入，隻服皂褙子，不得乘從車馬。
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三年(1370)下詔：“教坊司樂藝著字頂中，係紅線褡膊，樂妓明角冠皂褙子，不許與民妻同。”同時還規定“教坊司伶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明劉辰在《國初事跡》中記載了明朝初年朱元璋對南京娼妓所作的種種規定：娼妓家的男子必須“頭戴綠巾，腰係紅褡蹲，足穿帶毛豬皮靴，不許街道中走，隻街道邊左右行”。且規定“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因此，俗稱妻女賣淫和妻子有“紅杏出牆”之事的男人為“戴綠帽子”。明初人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有：“宅眷盡為瞠目兔，舍人總作縮頭龜。”後人認為烏龜的頭是綠色。於是稱那些戴著綠頭巾的人為烏龜頭，又稱那些開設妓院、並以妻女賣淫的男人為“當王八”或“當烏龜”。
“衣冠禽獸”源於官服
“衣冠禽獸”一詞，喻指其行為如同畜生的惡人。明代以前，人們要表述此意時，則常用“衣冠梟獍”(“梟”為食母的惡鳥，“獍”是吃父的惡獸）一詞。“衣冠禽獸”一詞，來源於明代官員的服飾。明代中期以前的“衣冠禽獸”是讚語，頗有點羨慕的味道。明代官員服飾規定：文官官服繡禽，武官官服繪獸。文官一品緋袍，繡仙鶴；二緋品袍，繡錦雞；三品緋袍，繡紮雀；四品緋袍，繡雲雁；五品青袍，繡白鵬：六品青袍、繡鷺鴛：
七品青袍；八品綠袍，繡黃鵬；九品綠袍，繡鵪鶉。武官一品二品絆袍，繪獅子；三品絆袍，繪虎；四品緋袍，繪豹；五品青袍，繪熊；六品七品青袍，給彪：八品綠綠犀牛：品綠綠海馬因此布衣做官作將被稱作“衣冠禽獸”。
明朝中晚期，宦官專權，官場腐敗，文官愛錢，武將怕死，欺壓百姓，無惡不作，官將聲名狼藉。百姓視其為瘟神盜匪，於是便貶稱其義稱為非作歹的文官武將為“衣冠禽獸”。其貶義之稱，最早見於晚明陳汝元的《金蓮記》。清代以來，“衣冠禽獸”遂用作貶義詞。
“信口雌黃”溯源
“雌黃”是一種可以提取某種成分以作顏料的礦物質。古代館閣新書淨本有寫鍺字的，校改之法有數種：一是刮洗，但會傷紙；二是帖紙，但容易脫落；三是塗粉，但舊字還會隱約可見。這些方法都有缺陷，唯有用雌黃塗之，才能一塗即去，且經久不脫。
“信口雌黃”就由此演變而來。晉代王衍是個能言善辯的人，他常常手執一把玉柄塵尾，專事談“老莊”。他發覺言論中有不妥的，便改口更正，就像人家用雌黃改錯字一樣。故《文選》劉考標《廣絕交論》有“雌黃出其唇吻”之語，世號“口中雌黃”。後人加以引申，把不顧事實隨口亂說叫做“信口雌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