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小史
遠古時代，不同的人類共同體就產生了各自的原始語言。後來，語言隨著社會的瓦解而分化，又隨著社會的統一而融合，在氏族不斷遷移和分散的情況下，語言分化過程占優勢，階級和國家出現後，分化過程和融合過程交叉進行。這樣就形成了現在的多種語言。
在社會大動蕩大分化時，一種語言的不同方言會隨之分化為獨立的語言，而新的國家政治力量又把這種分化結果固定下來。例如：在羅馬帝國解體後，古拉丁語也隨之衰亡了，而從6世紀到9世紀，在民間拉丁語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意大利語、法語、羅馬尼亞等等羅曼係語言。
語言的統一過程，除了不同方言集中為民族共同語之外，還有異族語言的交融。例如，在11世紀，不列顛島被法國的諾曼族征服，很長時間內英國貴族講法語。在中古英語時期，英語和法語都在交融。結果是英語取得勝利，1362年，英王規定英語為英國統一的語言。但在現代英語中留下很多法語的措詞，這就是交融的痕跡。
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形成，也是語言交融和統一的過程。漢族在曆史上曾多次受少數民族的統治。近1000年來，北京先後成為遼、金、元、明、清五個朝代的首都，其中有四個朝代是由少數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滿)統治的。但是由於漢族人口眾多，有高度發展的文化，在語言交融過程中漢語終於成為勝利者。而且，由於政權長期統一的作用，吳語、閩語、粵語等等方言都沒有分化為獨立的語言。
漢語是智慧的語言
漢語，在國外也有人稱之為華語。美國語言學家蓋利·吉寧斯在他的《世界語言》(英文版)一書中提到漢語時說：西方語言學家們經過長期多次交流看法之後，認為“漢語是智慧的語言”。
這是令人滿意和自豪的。世界上還有什麼比“智慧”更為寶貴的東西呢？
在謳歌漢語優勢或優越性方麵最值得一提的人物是魯道夫·弗萊奇博士。
他在一本談英文寫作技巧的書中，十分詳盡地講了漢語的優越性。他說：約在50年前，全部語言學家幾乎都認為中國語是人類的“嬰兒語”——可是大家都錯了：原來中國語(指漢語)是世界上最成熟的語言。幾千年來，中國人不停地簡化著自己的語言，才得以出現現在的樣子。
他還特別強調說：幸虧語言學家們做過研究，我們現已查明，原來幾千年前的中國語也有格位詞尾、動詞詞形變化和煩人的語法；也和許多別的語言一樣又嚕蘇，又不規則，又麻煩。但是，經過一代代中國人的“琢磨”，它卻成了圓潤而流暢的意念表達“機器”了。這豈止是一種語言，簡直可以說是一部精心設計的最新式，因而也是最巧妙的機器，沒有任何一種拚音化的語言能像它這樣：提前把語言的預製件生產出來……從弗萊奇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對漢語的簡潔性、準確性、嚴密性、先進性以及它的科學性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從根本上否定了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強加給“中國語”的荒謬論點。他的論斷可貴之處還在於：他說明了我們中華民族(以漢語為代表)的語言文字在人類曆史發展的長河中，不是落伍者、不是掉隊者、沒有因循守舊；它是在曆經滄桑，不斷地自我完善的過程中，把那些語法複雜、詞法複雜的陳舊語言遠遠地拋在了後麵。他反複強調，正是中國人的“幾千年的努力”才把“西文語法書裏的種種麻煩拋個精光”，最後“隻留下幾千個單字和若幹條效率極高的排字規則”。
對這些話當然不能迷信，但也不能充耳不聞。如果是自己說自己好，那叫王婆賣瓜，自賣自誇；而別人說我們好，又不是出於某種偏見或有意吹捧，那麼，我們就不能不認真思索一下了。
“漢語”和“中文”
“漢語”和“中文”是既有聯係又有區別的兩個概念。“漢語”是漢族語言的簡稱。我國是多民族國家除漢語以外，尚有滿、蒙、藏、朝鮮、維吾爾等兄弟民族語言，通常說的漢語，不包括其他民族的語言，但包括使用漢語地區的方言。由於漢族人數眾多，使用漢語的地區廣闊，漢族文化曆史久遠，漢語自然成為我國的主要語種，也是曆代的官方語言。
“中文”是中國語文的簡稱，它與“漢語”的區別嚴格來說，漢語是指口講、耳聽的語言，“中文”還包括閱讀和書寫的問題。
“語文”名稱的來曆
清末廢科舉、興“新學”時，有一門功課叫“國文”，教的是文言文。
“五四”運動以後，白話文興起，小學“國文”改稱“國語”，側重白話文，提倡教學接近群眾實行語言；中學仍稱“國文”，側重文言，但加入一定白話文。1949年6月大陸大部解放，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在研究全國範圍使用的教材時，確定中小學都應以學白話文為主，中學逐漸加點文言文，作文則一律寫白話文，並要求學生在口頭上和書麵上能掌握接近生活實際、切合日常應用的語言。同時，采納了葉聖陶的建議，不再用“國文”和“國語”兩個名稱，一律稱為“語文”。
官話·國語·普通話
官話、國語、普通話這三個名詞是在中國不同的曆史時期、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對中華民族共同語的不同稱謂。然而，這三種稱謂在英文中都對應同一個單詞-Mandarin。經查詞典，Mandarin的漢語釋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