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話，指：舊中國宮廷和官僚階層所講的北方話；(中國)國語。(《英漢大詞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舊用法)清朝高級官吏；(標準)中國國語(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使用)。
(《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牛津大學出版社，1970年版)加拿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英文詞典(Gage-CanadianDic-tionary，1983)中，Mandarin的英文解釋譯成漢語為：
1．(曆史上)中國宮廷內、政府官員和其他受過教育的人使用的語言。
2.現代中國人使用的、以北京話為標準的語言。
Mandarin一詞之所以有以上釋義，與它的來曆有關。據說該詞是英國人喬治·馬嘎爾尼(GeorgeMacartney)創造的。馬嘎爾尼是英國派往清政府的第一個使節。他於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曾兩次謁見乾隆皇帝。他發現清朝朝廷官員以及一些知識分子所用的語言不同於各地方老百姓說的方言，而這種官場用語，地方上稱之為“官話”。於是他把英文中mandate(命令，委任)一詞加上(“人”的諧音)構成Mandarin，表示這是朝廷委任的官員們所使用的語言。他於1794年回英國，此詞也就隨之進入英文詞典。暫且不論此傳說是否屬實，總之MaMmin一詞的釋義就是指中國舊時的官話、現時的普通話(或國語)。
“官話”一詞早在馬嘎爾尼來華之前就已產生了。明代何良俊所著《四友齋叢說》卷十五中有文：“雅宜不喜作鄉語，每發口必官話。”可見明清時代“官話”已是上層社會的時髦用語了。然而“官話”的根基不過是議語中通行較廣的北方話。
辛亥革命以後，“官話”一詞廢棄，改稱“國語”。在《現代漢語詞典》
中，“官話”和“國語”有一個共同的義項，即“漢語普通話的舊稱”。
新中國成立以後“國語”一詞不用，改稱“普通話”，而在台灣和海外華人中仍然保留“國語”之稱。不論使用哪種稱謂，海峽兩岸在推廣中華民族的“共同語”上，可謂異曲同工。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大批學子出國留學，普通話隨之席卷海外，“普通話”一詞也自然為廣大海外華人和港澳同胞所認同。可以說現在海外華人及港澳台同胞都知道“普通話”所指的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語，即他們所謂的“國語”，而不是別的什麼語。既然如此，繼續沿用“普通話”這一名詞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曾經有媒體說：“普通話”一詞將逐漸改用“通用語”(《咬文嚼字》
1996年第2輯)，並認為這樣做“在國際上也能接軌”等等。也許“通用語”
一詞比“普通話”在概念上更貼切，但是，在“普通話”一詞已被廣泛認同的情況下，將其改稱“通用語”，勢必讓海內外同胞再經曆一個過渡時期(或“接軌”階段)。況且，即使改稱“通用語”，它的內涵仍然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普通話”條)在英語世界裏，它依然是對應Man-darin。
如此看來，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繼續沿用“普通話”稱謂不會影響到“與國際接軌”。問題不在於使用哪個稱謂，關鍵是如何大力推廣普通話，在“推廣”上下工夫，盡快“使十三億人都懂得語言文字規範化、標準化”。這樣才能適應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從而“有助於提高漢語在國際上的地位”。
我國古今的通用語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就是同一民族也有許多語言分支。那麼，我國古代是怎樣進行人與人之間的思想交流呢？據《辭海·雅言》載：“雅言，古時指‘共同語’，同‘方言’對稱。”
這就是說，雅言是我國古代的通用語，相當於現在的普通話。據說，孔夫子在山東講學，他的三千弟子來自四麵八方，他就是靠雅言來講學的。
我國古代的雅言又是以什麼語言為基礎呢？據有關資料的記載，我國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語言為基礎。約在公元前10年，周武王打敗商紂，周朝建立。在這以後的800年周朝曆史上，周地理所當然地成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周朝的國都豐鎬(今陝西省西安西北)地區的語言就成了全國的雅言。由此可見，我國古代最早的通用語是以陝西地方語言，特別是西安一帶的語言為雅言的標準音及基礎方言。以後，各朝隨著國都的遷移，雅言的基礎方言也隨之修正。
漢代有一種叫“通語”的共同語，直到宋代還在使用。蘇軾貶居海南時，即同友人設館教書，以通語執教。唐宋以後，把官場中通用的話叫“官話”。
元代以後，京城都在北京，北京語言很快就成為全國通用的“雅言”
了。
在清代，讀書的人都要說官話，官員辦公時不說官話，就要被免除職務。後把北方話諸方言係統稱為“官話”。“普通話”之名由清末學者朱文熊首先提出，他在1906年所著《江蘇新字母》中，把漢語分三類，其一即為“普通話”，解釋為“各省通用之話”。民國初定名為“國語”，被當時教育部規定為法定教學語言。“官話”、“普通話”、“國語”的發展，規範日漸明確，影響日益擴大，為今天普通話的推廣提供了曆史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