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後新中國憲法第十九條規定：國家推廣普通話。今天的普通話的科學含義是：現代漢語的標準語，是以北京語言為標準音，以北京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由於國家的重視，民族的空前統一以及《漢語拚音方案》的實行，普通話得到迅速的推廣與發展。
清末白話文運動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逐漸淪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統治的雙重壓迫下，緩慢增長，他們開始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發言權，對於清王朝與列強勾結起來繼續維持舊秩序更是表示強烈不滿。為了製造上台的輿論，宣傳自己的主張，他們深感原有的、與時代相脫離的文言文愈來愈不能適應自己在政治、經濟等方麵的要求了。一些改良派人士首先起來抨擊文言文，要求推廣白話文。
1898年春，江蘇無錫舉人裘廷梁在上海《蘇報》上發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明確提出“崇白話而廢文言”。接著他馬上創辦了中國第一份白話報——《無錫白話報》，為變法搖旗呐喊。在變法浪潮推動下，戊戌變法前後中國出現了白話報熱。《無錫白話報》率先改名為《中國官音白話報》；林獬先後創辦《杭州白話報》、《中國白話報》；陳獨秀在家鄉創辦《安徽俗話報》。此外全國各地，辦有《寧波白話報》、《啟蒙通俗報》、《蘇州白話報》、《伊犁白話報》、《智群白話報》、《白話》等不下十幾種。還有采用白話文撰寫各類文章的報刊更是不計其數。
在裘廷梁看來，推廣白話文，廢除文言文是變法的首要條件。他在《無錫白話報》序文中說，要變法就得“開通民智”，而要“民智大啟”就必須廢除文言文，而推廣白話文的最佳途徑又是從白話報開始。裘廷粱把推廣白話文作為變法的根本，這與康、梁主張變法之本在於實行君主立憲製、興產業相去甚遠，顯得本末倒置，是遠遠不及康、梁鬥爭水平的。但是，康、梁要求廢除八股文並不意味著也要求廢除文言文，而裘廷梁則明確要求“崇白話而廢文言”，從這方麵講，裘廷梁又比康、梁高出一籌。
戊戌變法的失敗，宣告了改良主義在中國的破產。一大批資產階級革命家開始意識到不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是無法拯救國家和民族的。白話文運動的積極鼓吹者們也開始把天賦人權、人類平等諸種學說演成白話，用資產階級民主理論宣傳反帝愛國思想，給清末白話運動注進了新的內容。
林獬用“白話道人”、“宣樊子”筆名在《中國白話報》上發表了61篇文章。他憤怒譴責清政府對外屈膝投降，出賣主權，“把我們中國的土地，也不曉得丟了多少”。他說，不打倒清王朝麗要使中國獨立富強僅僅是一種幻想。《中國白話報》最後直截了當地喊道：“我們中國這樣腐敗，現在還不革命，真是沒救了。”
被譽為革命黨大文豪的陳天華，在自己短暫的一生中，用白話文寫下了眾多的宣傳品。1903年，他寫成了膾炙人口的《猛回頭》、《警世鍾》。陳天華抓住了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這一主要矛盾，把20世紀初年中國人民麵臨的生死存亡這一根本問題擺到大家麵前，他說，帝國主義列強“把我們十八省都劃在那各國勢力圈內，絲毫也不準我們自由；中國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隸一般，中國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馬一樣”，若再這樣繼續下去，“亡國亡種，就在眼前。”如果亡國亡種，中國的百姓“連鳥獸都當不得了”。因此，中國人民隻有起來革命，才會有光明的前途。
另一位資產階級革命家秋瑾在《白話》、《中國女報》上發表許多白話文章，要求婦女們關心政治，投身革命，去“燦祖國文明之花，為莊嚴國民之母。”孫中山先生的戰友陳少白更在香港組織白話劇團，所演白話劇，時人評為均屬喚醒國魂，解放專製之作。此外，陶成章、蔡元培等也寫了不少白話文章，宣傳革命真理。
清末白話文運動伴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洪流，衝擊著清王朝的腐朽統治，引起了清吏的極大恐慌。龍華會一成員困宣傳《猛回頭》而慘遭殺害，官府還“複出告示，嚴禁逆書《猛回頭》，閱者殺不赦”。然而這一切都無濟於事。以《猛回頭》為例，該書不但沒有被查禁住，反而觀此書人益眾，鄉人多輾轉向上海購閱。武昌革命團體“日知會”以白話文作軍歌三首，一時風行全國。
清末白話文運動為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作了大量輿論工作，傳播了反帝愛國思想，這無疑是進步的。當然，白話文運動的勝利還有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
普通話：傳統與現代化
方言——交際的樊籬語言在傳播和交際的過程中，卻常常遇到一層層樊籬和關卡，難以暢通。這關卡和樊籬就包括方言。不僅不同方言難以溝通，即使是同一方言區內，甚至一省、一縣之內，人們的口語交際也會發生困難。
方言任何語種都有，漢語的方言則格外繁多。